中国国家安全哲学

在以往形而上的学科中，少有对国家安全问题，尤其少有对中国国家安全问题的学理性研究。这是由于现实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此问题提出特别的需要。国家安全问题与其他一切学科一样，都有自身认识发生和发展的思想体系。认识发生和发展的问题，属哲学的范畴。由此本文提出“中国国家安全哲学”的概念并以此作为研究的内容。

　　一、认识发生原点：国家、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

　　研究“国家安全”，最不能会回避的基本概念首先是“国家”和“国家主权”。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是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的认识。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国家”不同，在这里“国”（state）并不是“家”（family）的放大形式，而是“生活在地球表面特定部分、在法律上组织起来并具有自己*府的人的联合”[1]在这里，人是国家组织的基础单元。

　　在中世纪，神及君权神授的观念占支配地位。“国”是“家”的集合体，君主是家长的集合和放大，因而，现代国家观念在中世纪难以形成。真正并具有人本意识的国家观念，出现在中世纪欧洲王权衰落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欧洲出现了如英国的洛克、霍布斯，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美国的潘恩等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这样的看法，即：国家是社会个人和社会团体为共存而相互契约的结果；契约是社会每个个人自然权利相互让渡后的结合，这种结合的最高的表现是人民主权；国家主权是人民主权的外观形式，是一国人民的自然权利的最集中的表现。从自然法的原则中派生出人的许多自然权利，人权是人的自然权利的总和，它包括人的生存权和不妨害他人的发展权。国家主权是社会个人自然权利的集合体，也是全体国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集合体。换言之，全体国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相互依存并作为不可分割的两部分统一于国家主权的概念之中。尽管他们在对国家起源和对主权的认识上有所差异，但他们的上述理论对后来国家观念及作为国际法基础理论的关于“国家基本权利”理论原则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根据国际法，国家所享有的必需的最为重要的权利是国家基本权利，由于国家享有这些权利才被承认为国家。“哲学上的理论是，国家参加国际社会是基于它们的基本权利得到承认和接受。国家主权的观念的发展增强了这种理论。”[2]

　　在国际法中，国家主权是国家的最基本的属性，也是国家自然权利。由此便引申出国家其他四方面的基本权利：一、独立权；二、平等权；三、自保权；四、对内最高管辖权。这四大权利实际上分为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独立权和平等权是国家主权的国际存在并发挥相应作用的必要前提，是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的最基本的体现；自保权是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的安全保证。对内最高管辖权是国家主权的国内体现。这几方面权利缺一不可地支撑着国家主权的完整存在[3].

　　综上可见，“国家”、“国家主权”是“国家安全”概念发生的认识原点。主权中的“自保权”与由此引申出的“国家安全”概念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是保卫国家主权，而保卫国家主权的最高表现则是保卫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由此推理，“国家安全”──不同于“公共安全”──就不应当是一个涉及社会个体安全的概念，而应当是一个只涉及国家及国家主权安危的概念：“国家安全”也不仅仅是国家主权中自保权存在的一种状态，它更是国民集体要求保卫自身生存和发展安全权利即自保权的合理延伸。

　　二、认识发展动力：生产力发展“国家安全”概念变化

　　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经历了各种发展阶段，但就其经济形态而言，却只经历过两种形态，即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不管历史怎样发展，社会如何更迭，其经济运动并未超越这两种经济形态。

　　自然经济是一种以自给自足为动力和核心目标的经济形态。它的主要特征是其生产产品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或经济单位本身的需要。在原始公社时期，生产力极低下，劳动者通过“损有余而补不足”式的平均分配使人类自身再生产得以延续。自然经济的最显著的优点是其经济活动并不需要过于复杂的劳动和劳动工具。简单的劳动和粗陋的劳动工具与自然对象进行最简单的物质变换，就会产生出人类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其次，自然经济所具有的自给自足的性质，使得这种经济结构在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中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极强的生存力，这种能力使世界各民族，尤其是落后民族得以渡过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也许正因此，处于自然经济形态下的弱小国家利用其地理优势，一次又一次在持久战中拖垮了强国的入侵。

　　但同时也应看到，自然经济又是一种只具备生存功能而不具备发展功能的经济形态。由于自然经济的生产目的是为了自给自足而不是用于交换，是为了获取产品的使用值价而不是价值，因此这种经济很难形成价值积累，其生产的扩大也只是对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占有规模的外延扩张，而不是价值积累和扩大。与此相应，整个经济只有在消费与生产保持大体平衡的条件下才能进行，一旦这种平衡因生产的扩大和财富增加及随之而来的两极分化而打破，这个社会也就随之解体并发生混乱。人类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再到私有制社会的历史演变，其内在规律就是这样。《荷马史诗》所描写的及世界各民族都经历过的“英雄时代”就是这种历史规律的早期反映。

　　只要有人类的经济活动，不管其形态如何，就必然有财富及敛财欲的增长。同是聚积起来的财富，但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中，却会对社会稳定造成不同的后果。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的天性使其不具备将聚积起来的财富转化为资本的功能，这使得剩余劳动在商业流通中形成大量货币资本无法为生产领域吸收，当这些货币资本不能有新的投资和增值领域时，它便会通过购买生产资料（在古代农业国，这种生产资料就主要是耕地）的方式迅速转向生产资料领域，使原来已形成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稳定结合，遭到破坏性解体。不管什么社会形态，当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稳定性遭到破坏，社会的解体也就随之发生。一部中国古代史大体上就是这样的历史：经济繁荣来得愈快，社会动乱来得也就愈快。动乱造成生产和消费两方面的破坏，破坏使生产和消费再次回到其最原始的即一无所有的起点。

　　无疑，正是自然经济才使人类存在得以保障；同时也正因如此人类发展受到束缚。自给自足，特别是自给自足的小农业经济天然具有的排斥发展的特性，使经济的发展异化为破坏小农业自身的手段[4].在这种经济形态中，国家力量表现为国家对产品使用价值而不是对价值的占有量，其经济量的扩张──在农业国度中──也主要表现为土地和人口（劳力）的外延扩张。不断扩张陆权（而不是扩张海权）和不断扩张土地以使失去土地的农民再次获得土地，这是自然经济条件下避免整个社会内乱的主要方式，由此产生的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必然是以重生存轻发展的认识；由此引发的对国家──特别是农业国家──主权及自保权的认识也多局限在防止属于自己的使用价值即土地、人口等而不是价值及其商贸运输线不受侵犯的方面。

　　取代自然经济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最早起源于一般意义上的物物交换“市场”。不管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也不管什么样的经济形态，也不管什么地域发生的生产力，它们都不可能生产出劳动者所需的一切，这样便产生了人类最初的交换和由此产生的最原始的“市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产品有了剩余，市场交换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由此便发展出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有了货币，便有了通过交换致富的可能，于是便发展出专门经营商品的商业活动。但这时的商业行为，还不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这时的市场也不属于市场经济的范畴，它们只是自然经济并附属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目的的经济行为。然而，随着交换及由此获取的财富进一步扩大，商人的力量也随之扩大。手握巨大财富的商人便开始根据市场需求，将手中单纯为了生息的货币反转过来投资新的产业，将原来自给自足的经济活动改变为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的的活动。随着这样的活动获利增多，社会经济便由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便转为商品生产，投入生产过程中的货币便转为资本。

　　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的特定阶段。与自然经济相比，资本主义经济将发展纳入其经济活动的目标，原来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与消费的稳定结合被资本分裂开来；市场竞争使生产的目标从原先只为生产者自身需求转移到为国内，继而为国际市场的需求。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市场和投资的多样性。在市场竞争中，谁先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谁也就获取更丰厚的利润；谁能赢得更多的利润，谁也就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市场经济的规则，与自然经济相比正好相反。自然经济中生产的扩大表现为对使用价值的占有量的扩大，市场经济中生产发展则表现为对价值的占有量的扩大；在自然经济中生存是发展的绝对前提；而在市场经济中生存则是发展的相对前提。在前者，国家生存系数高低是衡量国家安全的主要尺度；在后者，国家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能力更是考量国家安全的主要尺度。

　　当国家经济进入市场经济的快车道后，利润成了企业追求的绝对目标。为此，较早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在最初往往是通过最大限度压低国内消费来使企业利润最大化，结果导致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为了实现在不降低利润率的前提下缓和国内矛盾的目的，这些国家便开始向外扩张。“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内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5]世界性的消费需求，给市场经济国家的生产带来巨大的发展。民族经济的发展将因此日益依赖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于是，世界市场──而不仅仅是国内市场──也就成了市场经济国家发展的必要前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安全”的概念，也就成了一个与发展相联系的世界性的概念；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也就从传统的“保家卫国”即从保卫国家本土生存的概念，转变为保卫国家世界性发展的概念。

　　三、认识的异化：资本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霸权与国家安全

　　自从资本登上历史舞台，世界就发生了迅速的变化。资本先把本来在自然经济中统为一体的国内生产和消费，分裂为对立的两部分并通过压低国内消费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当国内消费被压低到劳动力不能维持自身再生产的正常水平，从而由此产生的国内矛盾已不可调和的时候，资本就开始追求海外市场，并用从海外获得的大量利润回流，缓解国内矛盾。与此同时，世界也就开始了资本的全球化进程。率先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为避免国内经济和*治危机，便要不断地创造可获高额利润的海外市场。这样世界便分为资本中心地区和资本外围地区。外围地区在遭到外来资本冲击并为资本中心地区提供利润回流的进程中不可避免要给这一地区带来市场经济的新因素；新因素会造成新的革命即市场经济需要的民族民主革命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市场化改革运动。

　　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英国是资本主义最初的中心。但最先品尝资本全球化冲击的是今天已进入七国集团的法国。

　　中世纪的法国借助由地中海到北欧的过境贸易中产生的大量商业资本的增加，而不主要是像英国那样由根植于本国的商品生产的增长在欧洲较早发迹。与中国春秋时期的井田制的解体一样，大量游离于生产之外的商业资本较早和超量出现，使法国庄园经济较早解体，庄园农奴和土地较早分离。商业资本增长进一步导致劳动力与土地生产资料的分离速度加快。与英国正好相反而与中国战国时期和后来的太平天国时期的情形近似，由于当时法国资本主义工业非常脆弱以至不足以吸收大量游离于生产领域之外的货币资本和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便从农村流入城市并成为社会动荡的源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兴起使从地中海经法国通向北欧的商路中断，过境贸易锐减使法国出现萧条。此时英国正处上升时期，法国的*治家试图仿效英国，希望通过对外开放和自由贸易振兴法国。他们天真地认为，用给英国的工业品优惠*策（进口税减20％）的方式换回法国葡萄酒与白兰地在英国畅销，这样法国就可得到振兴。为此，法英年签订了《伊甸条约》。出乎法国人所料，法国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的总值大大低于英国工业品的总值。经过短期较量，法国工业经济从法英的交换中所获甚微并为此濒于破产。法国人想取消这个条约以制止民族工业的衰落，但为时已晚。三年过后，年法国便发生了剧烈的*治动荡即人们常说的“法国大革命”。拿破仑的出现是当时处于相对弱势的法国对强大的资本主义英国及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经济理论的严肃挑战。拿破仑看出法国*治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6]，他用暴力摧毁英国工业品在欧洲大陆市场的同时，又用暴力强行把欧洲农民（也有人称之为“农奴”）从封建庄园中解放出来并使之变为自由的小土地农民，以此为虚弱的法国资本主义工业造就了可以为法国资本垄断的劳动力和消费市场。尽管拿破仑在年滑铁卢战场上失败了，但他为身后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不可动摇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年法国工业生产力比年增长一倍。此后，法国便由英国资本的外围地区跃入资本中心地区，并成为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与英国相对应的新的一极。如果说是英国开辟资本全球化历史的话，那么，从相当的意义上说，是法国开辟了资本多极化的历史。随着资本全球化进程向世界铺展，德国、美国、日本等在与新旧霸权（英国、法国及西班牙、葡萄牙等）的强力对抗中，相继挤入世界霸权的行列。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自相残杀后，这些国家开始联合并形成排斥处于外围地区的南方国家发展权利的资本联合中心，以共同主导和垄断世界资源和市场。

　　多极化的不断兴起与霸权的不断更替，是资本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现象。所谓霸权实质上就是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大国对世界经济及他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和垄断权；而所谓多极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自然经济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以重生存轻发展的自给自足经济向以发展求生存的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是封闭的地域性的自然经济通过市场改革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7].必须说明的是，与自由支配自身劳动力的工人存在是资本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一样，现代霸权并不排斥南方国家的生存权，相反还以南方国家的生存权为自己发展的前提，因此现代南方国家的反霸斗争的焦点并不主要表现在生存权方面，它实质上是已进入市场经济的南方国家争取其固有的发展权与已在国际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北方国家限制和遏制乃至剥夺南方国家发展权的斗争。邓小平同志对此讲得明白，他说：“人们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我曾多次对一些外国朋友讲，这个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8]“现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着全世界的经济，市场被他们占了，要奋斗出来很不容易。”[9]独立权包含着不可侵犯的平等发展权。平等发展权意味着平等地利用有限的国际资源和市场的权利，恰恰就在这一关键点上，北方国家才露出其早年海盗（霸道！）的本性。南方国家的持久存在（而不是发展），已成为北方国家缓和内部矛盾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但由南方国家生存权必然产生的发展权则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北方霸权国家的对立物。市场经济已把发展作为现代国家存在的基石，那么，刚进入市场经济的南方国家必然会把争取发展权作为其国际斗争的主要目标。资本打破了自然经济下生产与消费的天然平衡，使生产发展的无限性与市场和资源的有限性对立，这种对立最初导致国内经济危机；为缓和危机，资本就必须在更大的范围不断开发市场和资源。当这种开发覆盖至全球范围的时候，资本中心国就会对有限的市场与资源实行联合直接或间接地垄断；当这种垄断受到在多极化进程中新崛起的国家的强力挑战时，资本中心国就会不顾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公认的国际公理，利用它们掌握的巨大*治*事力量对这些国家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实行所谓“遏制”（这种遏制的底线并不是一国的生存权而是这个国家全体国民共享的发展权）。一旦这种遏制被新崛起的国家强力打破，其结果，要么是霸权国家向新崛起的国家妥协，认可一种适应于多极化发展而不是少数国家垄断性发展的国际经济*治新秩序，要么就是在原有的游戏规则中出现霸权更替──就像英国代替西班牙、美国代替英国一样。这是一个进入市场经济轨道的国家不能回避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法改变的历史过程。

　　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至少包括在世界范围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和平等地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但是，自由从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它是需要枪杆子来捍卫的。一百年前，也就是美国经济开始走向世界贸易的时候，美国学者马汉（AlfredThayerMahan，～）提出对当代中国仍有特别的意义的海权理论。他说：“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广义上，交通是*治和*事战略中的最重要的因素。海权在控制交通方面作用突出，历史上即是如此，而且只要还有海*，该状况还会继续存在。原因就是在长距离大批量运输方面，水运比陆运方便得多，运量也大得多，所以海洋也就成了最主要的商业交通媒介。‘商业’这个词让人想到海洋，因为海上商业在任何时代都是财富的主要来源，而财富又具体象征着一国的物质和精神活力。所以，如同陆*对于陆上*事行动至关重要、雨水和阳光对于植物的生长绝对不可少一样，海上交通通过被用来保证自身利益或扰乱敌手，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根本活力。”[10]“对海洋的控制必须通过竞争获得，或许还需一番武力较量。”[11]“商业的打击就是对有关国家的交通的打击。它截断了它的营养，使它忍饥挨饿，切除它的力量之根基、战争之筋腱。虽然有战争这个可悲但不可避免的因素依在，但人们还是热切希望避免受战火袭扰，因为对商业的打击的的确确是能发起的最致命的打击。”[12]

　　在全面推进市场经济的经验方面，美国人是我们的先生。在反霸中保卫和捍卫自身发展权方面，早期美国人也是我们的先生。

　　南北战争后，美国国内建立了统一的市场，给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西部土地的开发、自由劳动力和国内市场的扩大、先进科技的应用和欧洲资本的输入，使美国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并成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新的一极。从美国内战结束时的年到美西战争爆发时的年，美国小麦产量增加了％，谷物增加％，精糖增加％，煤炭增加％，钢轨增加％，投入铁路运行的长度增加％以上，原油从万桶增加到万桶，钢锭铸件由不足2万吨增到万吨。～年间，美国钢铁产量和能源消耗均占世界第一[13].

　　国内市场、国内资源的有限性和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也是所有形态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之一；是市场经济，特别是刚进入市场经济轨道国家的内部社会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正是基于这种深层矛盾，年、年、年，美国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工人罢工。国内市场不足和由此激化的社会矛盾，要求当时的美国经济必须向海外发展。在当时寻找海外市场，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其一，美国必须获得更多的海上基地作为贸易和海*的中转站，以保护和扩大美国的海外利益；其二，美国必须解除当时横行于东太平洋的霸权国家即英国、德国及西班牙的海权压力。这两大现实问题使越来越多的战略家对当时美国传统的沿海战略提出质疑，他们认识到现代海*的舰只不应是单独航行或停留在美国沿岸港口，而应集中成舰队在海上采取进攻性行动。正如年美国一位国会议员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支海*，“它能使我们在远离海岸的地方迎击来犯之敌”[14].

　　美国振兴海*的工作于～年开始。当时的切斯特·阿瑟总统表示：“国家的安全、经济和荣誉需要我们全面振兴海*。”[15]年国会决定建造*舰两艘，至此开始了美国扩建海*的计划。几乎就在中国清*府用建北洋水师的钱大兴土木，建造颐和园的同时，美国哈利逊*府（～年）已将海**费从年的万美元增至年的0万美元，*舰从3艘增加到12艘。美国由世界第12海*国跃居第5位[16].从年到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海**费从所占整个联邦支出的6.9％猛增至19％，至年美国海*已居世界第3位[17].

　　与此同时，美国也极果断地开启与英国、德国和西班牙在东太平洋上争夺霸权的战争。～年间，美国买下了阿拉斯加，占领了中途岛，迫使英国和德国承认美在夏威夷的珍珠港和萨摩亚群岛的帕果－帕果建立的海*基地的事实。年英国试图扩大英属圭亚那的领土，和委内瑞拉发生边界冲突。美国在“门罗主义”的旗号下强行干涉并迫使英国接受美国的仲裁。年美国向西班牙宣战，利用其海上优势迅速击败西班牙舰队。后又将西班牙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的殖民遗产──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和古巴攫为己有。美国在打败西班牙、迫使英国和德国在萨摩亚群岛、英国在拉丁美洲地区向美国作出让步的同时，也就真正步入新崛起的世界大国的行列。此后美国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的利益才得以不受阻碍地实现。

　　回顾历史，是为了中国的未来。美国本世纪初的崛起及其与英国等霸权国家的斗争，并不是美国的过错：任何新崛起的国家，尤其是市场经济国家，都有平等和自由地与其他国家分享国际贸易及其贸易运输线路的权利。问题在于，美国在它摆脱殖民地地位并崛起之后，便开始以保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侵犯他国主权，与霸权国家瓜分世界并与这些霸权国家联合垄断和排斥南方国家发展权。这使美国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发生了异化：由正当的维护国家发展权的行为，异化为阻碍生产力全球化和社会化的霸权行为。

　　四、从一般到特殊：中国国家安全新观念

　　目前的中国正处在解决了温饱即生存问题后进一步转向如何解决发展问题的阶段。20年的改革已使中国摆脱了贫困，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并达到小康目标。为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到下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的宏伟目标，年中共十四大提出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此后，中国经济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快速发展使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日益加大。

　　年，中国出口总额为亿美元，是年的80倍、居世界第9位；同年中国进口总额为亿美元，是年的倍，居世界第10位。年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由年的32位上升到第11位。中国贸易伙伴在50年代有60多个，年增加到个，年发展到个。年中国十大出口地依次为：香港、美国、日本、德国、韩国、芬兰、英国、新加坡、台湾、法国。十大进口地依次是日本、美国、台湾、韩国、德国、香港、新加坡、俄罗斯、法国、澳大利亚。年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89％，其中机电产品出口为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36％，已连续4年超过纺织品成为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年中国国民经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为10％，年上升到34％。年中国外汇储备为亿美元，比年的8.4亿美元增加了倍[18].快速发展必将带动巨大需求。据估计，21世纪头10年，若中国经济仍保持在年均10％的增长速度，到年，中国人口将达15亿，人均GNP为美元，届时中国需石油10亿吨，其中需进口9亿吨；粮食产量维持在5亿吨，需进口2亿吨才能满足国内需求；初级产品进口比重将提高到7.5％[19].这说明，中国已初步从初级产品出口国转变为工业产品出口国家，中国有1/3强的经济增长已与世界贸易连为一体。这同时进一步说明，中国发展及其相关利益，尤其是国家安全利益，与建国之初相比，在相当程度上已与世界联系起来，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也将要发生相应的变化。

　　以往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更多的侧重于国家的生存安全。在这种认识中，本国的安全与世界的安全是相对分离的。我们因此常常不理解美国人为什么在世界各地到处插手，但只要看一下美国经济，乃至美国本身与世界的联系程度，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研究一下美国年度安全战略报告，不难发现，美国人眼中的国与国的限界远不如东方人感觉得那么明显：对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人是从世界的范围来看问题的；对地缘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海洋及海上关键岛屿；对国家经济、*治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世界市场及能源资源关键地区；美国国内问题的解决，更多地也是从国际问题的解决入手的。年前，马汉曾对这种变化从理论上作出过合乎逻辑的解释：“在我们变化的态度之中，令人感兴趣的、有意义的特点是我们把目光转向外部而不仅仅投向内部，以谋求国家的福利。确认远方市场及其和我们巨大的生产能力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合乎逻辑地意味着对于将产品和市场联系起来的环节的承认，那就是运输。生产、市场和运输三者共同组成了给英国带来财富和光荣的海上权力的链条。另外这三个环节中的两个──航运和市场──都存在于我们的疆界之外，我们承认它们的重要性就不能不对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予以注意，这和自给自足的简单观念有着天壤之别。”[20]因此，马汉对当时的美国*府提出忠告：“英国的成功给其带来了巨大的、广为分布的对外利益，可同时它也担当了风险，单单为保护这些利益它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我们的情况和英国不尽相同，但我们的地理位置和*治信仰也赋予了我们对外利益和对外责任。它们也使我们要承受风险。我们没有必要四处去冒险，但普遍的观念和*治上的认真思考肯定地告诉我们，在海那头的既不由我们造就也不由我们控制的情势中，存在着自发生成的、需要我们保护的利益。‘海那头’意味着要有一支海*。”[21]与英国前几个世纪的历史发展一样，正是有了控制海权的*事胜利及由此产生的大量的海外利润回流，美国才巩固和发展了国内民主制度；相反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曾羡慕并仿效建立了英美式的民主制度，但由于其经济转轨和海外市场的扩展都不仅没有同步发展也没有达到相应的程度，结果其民主*治建设大多都失败了。从*事国防的角度看，英美式的民主制度稳定发展的前提，是本国及其近邻地区安全不致受到经常性的侵犯；换言之，国内*治不能经常出现非集权则不能排除的外部战争压力。而要作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国家要拥有足以将企图威胁本国安全的敌对力量消灭于遥远海上的海*，在当前尤其是要拥有集制海、制空、制电磁权为一体的海*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的海*不仅仅是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权的保证，同时也是其民主*治发展权的保证。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对海外市场依存度的增高，中国国内必然生长出来的民主*治发展安全也日益依存于世界安全。这使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及由此形成的关于国家安全的观念，也必将与世界日益融为一体。

　　当今中国国家安全，已不是生存意义而是发展意义上的概念；当今中国的发展已不仅仅是国家内部的历史运动，而是一种与世界紧密联系一体的历史运动。发展利益之所在，便是今日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之所在，对国家核心利益的威胁便是对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从这个意义上看，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安全观念不同，中国新世纪的国家安全应当主要是一个以维护中国发展权为核心的世界性的概念；对中国国家安全的 　　那么，这是不是说，中国要改变传统的反对霸权主义外交*策，转而要与其他国家争霸世界呢？

　　不，绝不能这样理解。

　　如前所述，所谓世界霸权，是当代处于资本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对处于资本外围地区的国家发展的垄断权。自从市场经济的*治神话在中国打破后，我们便意识到市场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采用的一种经济体制。既如此，只要采用市场经济体制，不管其国体如何，它们必然要从世界的角度考虑其固有的发展权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主要是一国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中国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那它就必然要拥有自由贸易及对自由贸易保护，特别是*事保护的权利。在经济日益走向全球化的当代世界，*治、经济、*事、安全等全方位地跨国发展，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而是任何采取市场经济的国家天然具有的权利。因此运用这种权利并不是霸权主义的表现，霸权主义的本质在于它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南方国家的发展权的那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式的垄断。中国“不称霸”的外交*策不应被理解为放弃中国主权中固有的必然要走向世界的发展权，而应被理解为中国在争取和捍卫自己所拥有的必将融入世界的发展权──发展权只能是世界范围的发展权──的同时，不仅不排斥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平等地享有各自的发展权。反对霸权主义与保卫平等的发展权，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对中国──乃至对所有南方国家而言，不反霸则不能求发展，求发展必然要反霸。但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22]，反霸，至少要有与霸权不至过于悬殊的力量，尤其是*事力量。在这一点上，今天的许多人过于相信“国际法”的作用。然而“在当今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24]用强力保卫自己应有的海外平等自由发展的权利，而不是动辄以“制裁”的方式剥夺他国的这种权利，这正是中国既要崛起又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界线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注释：

　　[1][2]《牛津法律大词典》，中译本，北京：光明出版社年版，第页、第页。

　　[3]王铁崖主编：《国际法》，北京：法律出版社年版，第93～94页。

　　[4]“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除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切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的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5][7][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页、第50页、第9页。

　　[6]拿破仑曾经锋芒毕露地说，任何国家要想单纯地照搬和轻信英国的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就法国商业*策来说，他在这句话里所表现的*治智慧，超过了他同时代一切经济学家在他们著作中所表现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版，第69页。

　　[8][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页第页。

　　[10][11][12][20][21][23]马汉：《海权论》，北京：言实出版社年版，第页、第页、第页、第～页、第页、第页。

　　[11]马汉：《海权论》，言实出版社，年版，第页。

　　[13][17]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译本，求实出版社年版，第、～页、第页。

　　[14][15]《美国*事史》，中译本，北京：*事科学出版社年版，第页、第页。

　　[16]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下册）》，人民出版社，第87页。

　　[18]据新华社北京年9月16日电。

　　[19]秦朝英：“论国家利益──生存与发展需求”，《战略与管理》年第6期，第42页。

美国的石油地缘战略与中国西藏新疆地区安全

——──从美国南亚外交新动向谈起

苏联解体以来，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出现了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国。中亚五国所独有的北隔俄国东临中国的地理位置及仅次于中东的油气资源，很快便引起了美国的 　　

　　2０世纪美国外交*策基本都是围绕着占世界石油储量三分之二的中东地区以及由此向太平洋和大西洋伸展的石油运输线：西线是由波斯湾经红海、地中海到大西洋的航海线；东线是由波斯湾经科伦坡、马六甲海峡、马尼拉、关岛、夏威夷到美国的太平洋航海线。只要观察一下本世纪美国历次重大外交举动，基本都是沿着这两条线索展开的；反之，都不会引起美国外交太多注意。二战前，日本在中国东北、华北长驱直入，对此美国坐视不管。一旦日*靠近上海，美国才认真起来；两伊战争中，只要伊拉克向西部和北部扩张，美国就慷慨资助。然而，一旦伊*调头南下，那就遭到美国“沙漠风暴”行动的打击。海湾战争前，美国外交最大的遗憾是不能对中东石油实现直接控制，而美国在中东“首要国家安全利益”是海湾的石油利益。１９９２年２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为美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在中东历史上美国第一次在阿拉伯人的“邀请”下，堂而皇之地向海湾开进了５０万*队，并用打退伊拉克*队同时又保留萨达姆*权的策略，达到了使美*长期“应邀”驻扎海湾的战略目的。２０世纪美国外交策略是１９世纪英国外交策略的继承和发展，其要点是：距中东及中亚石油国四周及石油运输线两侧的国家越小越好，因为这便于他们控制；离此之外的国家越大越好，因为这可使他们在巨石般相互磨擦挤压掣肘中无力他顾。恰好近代以来的世界地理*治就是沿这条线索发展和布局的：在欧洲大陆是德法俄间的掣肘；在中东西亚及南亚，是两伊及印巴间的掣肘。９０年代，英美等西方国家又通过促成苏联解体的方法，把它们的宿敌俄国版图远远地推向北方，在俄国和中东石油国间，出现了一片细碎的中小国家。这个原理也可以说明，巴拿马、马尔代夫、斯里兰卡、科威特及新近独立的厄立特里亚等小国得以脱离大国母体并能在大国眼皮底下长期存在的原因。长期以来英美就是通过所谓“巴尔干方式”制造小国，并通过玩弄平衡游戏大获其利。目前，在中东和中亚周围除中国外，已没了有实力的大国。这样在下世纪，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将很可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些国家的目标所在。在把俄国推向北方之后，再在中国和中亚中东石油国之间设置一道象西藏和新疆这样的*治屏障，这在西方一些*治家看来，符合他们永久控制中东中亚石油的战略利益。

　　南亚是中东的侧翼，在大国全球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南亚大国，地缘优势都非常突出。印度是南亚次大陆的重心，如利剑南插印度洋，逼视横穿印度洋的国际航海线；巴基斯坦是中亚国家进入阿拉伯海的重要门户，同时也是波斯湾的“侧门”。因此印巴两国便与大国利益，特别是与大国的石油利益产生了不可分的联系，并在大国的全球战略中成了必争之地。

　　冷战期间，美苏争夺全球霸权，南亚地位在大国利益交汇中骤然上升。１９７１年，苏联和印度签定了带有明显*事性质的《印苏和平友好条约》；１９５５－７９年，巴基斯坦曾是由美国操纵的有土耳其、伊拉克、英国参加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后改为“中央条约组织”）成员。这种大国利益交叉冲突到１９７９年底由苏联侵略阿富汗的*事行动推向高潮，与此同时，美巴关系也在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以及美国国务卿黑格,

　　分别在１９８０和１９８１访巴后得到全面加强。美对巴在物资道义上给于全力支持，成功地阻止了苏联实现对阿富汗*事占领的战略意图。

　　冷战结束初，从苏联解体产生的混乱中诞生的俄国，正处在*治经济过渡的阵痛期，此时美国外交似乎是一个没有对手的外交，就连美国人自己也不清楚美国将根据什么来确定自己的未来外交战略。在这一段时间里，南亚和中亚在大国外交中的地位显然是下降了。

　　到９０年代中期，俄国从混乱中开始稳定下来。美国意识到不仅俄国没有被打垮，中国又在改革开放中随亚太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崛起。面对这样一个日趋多极化的世界，美国也开始着手制定新的全球战略,

　　其特点是以俄国与中国为遏制目标，以大西洋和太平洋为两翼，在遏制俄中两国的同时，阻止世界多极化潮流的发展，以确保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为此美国不顾俄国的强烈反对，正式启动北约东扩计划，于去年７月举行的北约马德里首脑会议上，确定波兰、捷克、匈牙利三国为首批接纳国；在亚洲地区，美国大力散布“中国威胁”论的同时，利用人为制造的东北亚紧张空气，不顾中国和亚洲大多数国家的反对，重新修订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扩大了针对“周边事态”美日*事合作的范围。这对台海两岸的统一及东亚地区的稳定，形成真正的威胁。

　　在去年完成了上述旨在从东西两翼遏制俄国和中国的布署之后，去年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对中亚和南亚的外交攻势，其目的首先是确保美国对这一地区石油的绝对控制。美国白宫文件《新世纪的国家战略》认为：“美国基本能源需求４０％以上依靠石油，石油需求大约一半左右依靠进口，而石油进口大部分──尽管其份额正在减少──来自波斯湾地区。……美国对确保获得这一关键资源仍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美国看到本世纪未发生的对下世纪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事件莫过于亚太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及其随之而来的对中东中亚能源需求的翻倍增长。这使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意识到抢先取得中东中亚石油控制权对它们，特别是对于已完成北约东扩和日美*事合作关系的美国，所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要控制中东中亚，首先必须控制南亚。南亚是中东的侧翼和中亚的重要门户。控制了南亚的印度就掐住了亚太各国石油进口的咽喉，控制了巴基斯坦就控制了中亚石油进入波斯湾的出口。目前美国的石油公司在中亚与其他国家角逐的同时，美国*府则开始在南亚展开其外交攻势，扩大其影响力，为中亚石油的输出，事前作好准备。这是经济考虑。

　　美国外交开始向南亚倾斜，在*治上还有进一步遏制俄国南下印度洋和堵截中国经济从而能源需求西进的战略意图。美国传统基金会关于美国对外*策研究报告认为：俄罗斯和中国仍是潜在的强劲对手；俄罗斯与西方浪漫的伙伴期已经结束；莫斯科正在试图在属于前苏联地区重新获得影响力，防止在前苏联地区重新出现俄罗斯帝国是西方应该优先考虑的重要问题；美国不应在欧洲和中亚地区给予俄罗斯一个特殊的势力范围；由于中东地区越来越不稳定，里海海底、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蕴藏的丰富的碳氢化合物资源以及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资源对西方的经济发展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国应采取措施以保证美国能够获得这些资源。美国人的这些看法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表现的尤其明显。冷战结束后，俄国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东西夹击的攻势下，日益把外交注意力投向印度洋，试图从南面打破西方的战略包围。１９９５年俄国总统叶利钦访问印度，双方签订新的友好条约以代替１９７１年苏印签订的具有*事同盟性质的的条约。去年春天，印度总理高达访俄，两国决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去年７月巴基斯坦外长古哈尔·阿尤布访俄，两国外长决定建立直接联系。中国从１９９３年已由石油出口国变为石油净进口国。至１９９６年，中国在美国和日本之后已为世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当年石油消费量为１.７２亿吨，国内石油产量仅为１.５６亿吨）。据预测，到２０００年，中国石油缺口将达４０００万吨。届时中国将对中东和中亚石油进口将不可避免地会产较大依赖。９０年代中叶，中国已开始从战略的高度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不妨打开世界地图。

　　我们看，在世界经济*治格局中，中国有着非常有利的地缘战略优势。我国广袤的的版图不仅处于亚洲中心，而且还处于左右逢源的地理位置：它东接太平洋，有漫长的海岸线，这利于我对外开放，特别是对日美等发达国家开放，以获取中国发展不可缺少的资金技术，促进贸易拓展；它西直接与中亚富油地区接壤，这利于我获取经济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石油资源。这种东接财源，西接能源的地缘优势，在当代世界各大国中是较为独到的。如果再考虑到“亚洲太平洋时代”到来这一难得的“天时”和中国人民为现代化目标而奋斗的共识，可以说，中国的发展已有了极好的天时地利与人和的条件。在经济发展初期，中国东部的地缘优势对我国对外开放和贸易大规模展开，发挥了巨大作用；到下世纪随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西部的地缘优势将对满足我日益增长的石油进口需求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地理条件。本世纪前半叶，经济崛起的日本为了控制通往中东的石油运输线，在３０－４０年代，用武力把中国东部沿岸自北而南地肢解成几个小“国”之后，它又用了几乎是全部的国民财富以与美国在太平洋进行了殊死却又是失败的血战。对资源极度贫乏的日本和对中东石油有相当依赖的美国而言，控制经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西入印度洋，北上阿拉伯海，终达波斯湾油区的航线，实在是太重要了。为此，在这条线上美国和日本结下了百年不解的生死宿怨。

　　中国新疆地区与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石油国家直接接壤，与里海乌兹别克、土库曼斯坦等石油富国亦相距不远；中国与巴基斯坦历来是友好邻邦。中国西藏与巴基斯坦接壤，出了巴基斯坦就可直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云南与缅旬为邻，如果能够进一步加强与缅甸的友好关系，在缅甸铺设输油管道，将中东的石油海运到缅甸的港口卸下后，再通过输油管道，输送至我国西南，则同样可以避开繁忙的马六甲海峡。与美国和日本由本土至波斯湾的海上运输线相比，中国西部这几条陆路石油线不仅对中国石油进口，而且对与中国接壤的中亚南亚诸国石油出口或转运来说，安全系数要高得多。因为这些线路的主要部分都在中国的主权范围内。即使从*事安全的角度说，这些线路地处中国境内纵深地带，远离海岸线，有利于发挥中国陆战优势。陆战历来都是东方*队的特长：且不说拿破仑在西班牙和俄罗斯（与西欧相比，这两个国家具有较多的东方特点）的惨败，我们只要看看二战后发生在朝鲜和越南的东西方*事较量，西方人似乎并没有从中捞到什么便宜。制空权和制海权是西方近现代*事理论的基石。尽最大可能避免陆地作战，是西方人在东方作战── 和越南抗美战争除外──的通行方式。因此，只要我们牢牢掌握住中国西藏新疆的主权，我们就能保障贯穿于中国境内的这条直通中亚和中东并很可能要变为现实的石油大动脉的安全；只要搞好中南亚诸国的关系，我们就可以保证这条线路的畅通无阻。与其他大国相比，要作到这一点，对中国来说要容易得多。这是因为中南亚国家向中国乃至东亚的东向石油出口线路与经阿富汗或其他国家的南向路线相比，不仅风险最小，并且因市场巨大利润回报也相当丰厚。目前这条线路已为一些国家 　　

　　不仅如此，贯通经中国内陆通往中亚南亚乃至中东的石油线路，对我也有重大的*治意义。因为这条线路可以使中国摆脱日美间为控制太平洋石油运输线冲突，从而就可以使中国以更为超脱的地位来处理目前大量存在于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双边或多边矛盾。远东地区的大量矛盾都集中在由美日经太平洋通往中东富油区的运输线上：为了控制这条运输线，美日之间发生了旷古未有的大血战；部分是由于借助了这条线上的枢纽地位，东盟才具有了傲然于世界的国际地位。下世纪中国在石油战略资源的进口上若能摆脱纵横于太平洋上的这条运输线，中国就可以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抽身于日美间的历史宿怨，从而使自己拥有更为超脱的大国地位。

　　目前美国对华外交的策略似乎是声东击西。他们今天炒出个“香港问题”和“台湾问题”，明天又炒出个“东中国海钓鱼岛问题”和“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即中国南沙群岛──笔者）问题”，中国只要被扯进这些没完没了的“问题”魔方，美国就不仅可以超然的姿态在打平衡牌中大获其利，而且还可以达到拖住中国经济西进的战略目的。美国在去年完成北约东扩和进一步强化美日防卫合作关系这两大带有火药味的战略部署之后，今年美国外交的重点已转向南亚地区（美国的南亚外交与中亚*策上一个整体）。这是一个必须高度 　　 　　

　　听其言而观其行，是判断美国外交走向的最简洁的方式。美国外交的实用主义原则在海湾战争中暴露无遗：海湾战争后期向伊拉克*府*发起攻势的库尔德人曾确信高喊“人权”的美国人会支持他们的行动，但结果大出所料，美国人竟保留了战争中的死敌萨达姆。其实，原因很简单，只要萨达姆不倒，科威特等国就会对美国的*事有所依赖，美国在海湾长期驻*就有正当理由；只要美国在海湾长期驻*，美国的石油就不会断流。为了中东石油，美国可以把伊拉克搞得颠三倒四；同样为了石油，美国也会不会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必慈手软。美国所谓“西藏人权”，其实质就是石油控制权。控制了中东和中亚，就控制了石油；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世界。这是美国的逻辑。对中国而言，稳住了西藏新疆，就有了安全的石油供给线；只要有了安全的石油供给线，中国经济的新世纪发展才有切实保证。

　　今天的历史，象是在往冷战*治回归。二战结束之初，美苏开始了对欧洲的争夺，由此便出现了北约和华约的对抗；接着美苏又在东亚争夺，由此便产生了日美*事结盟及为“遏制共产主义”而拼凑的“环岛锁链”。６０年代后，美苏争霸的重点移向中东和南亚地区。８０年代，苏联侵阿富汗把这场争夺（自５０年代的 后）再次推向高峰。９０年代苏联解体之初，历史似乎又回到二战刚结束时的无序状态。过去为冷战而结成的各种*事或*治联盟，一度都相互冷落了。９０年代中，随俄国的复苏和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美国及其盟国在没有明显对手的情况下，又重操旧业，默不作声地从东西两翼完成了对俄国和中国的战略包围；现在他们又开始把触角伸向南亚，对此我应未雨绸缪、早作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