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非西方地区社会学在其发展中,提出了许多建设自主学科的知识计划,但是对社会学学科自主性的追寻并不是非西方社会学专属的学术目标,以欧洲和北美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在历史发展的轨迹中也在寻求自身学术传统与学科认同的确立和巩固。在不同历史阶段,它们各自采取不同的方法、路径和策略来重塑自己的学科认同与学科自主,并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学科自主性实践。美国社会学通过重写学科历史来寻找自己的美国传统,欧洲社会学则通过重新想象和阐释欧洲来突破旧理论的藩篱,这些来自他山的“石”与“玉”,在历史实践中表现出的学科动态,可以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提供有价值的理论与实践参照。

关键词:西方社会学学科自主性学科历史历史联结

作者何祎金,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北京)。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年第1期P97—P

责任编辑:李文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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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在不同国别情境下的发展,存在各种各样的学科自主性建设知识计划。尤其是对非西方社会的学科建设而言,在研究实践中立足本土社会,建立一门在理论和方法上具备本土自觉的社会学是它们的共同目标。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致力于中国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成为中国社会学的新目标和新任务。事实上,这门学科的进展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变革存在密切的关联。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社会学展开了恢复重建的工作,学科基础的铺垫和搭建是彼时的主要内容,在本土和海外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基本实现了学科建设的任务。在新时代,中国社会学的任务也开始着力于从学科建设到体系建设的转变,由社会学基础设施的建设向着更复杂的系统工程建设迈进。新时代中国社会学的体系建设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知识计划,它要求我们采取全球化的视野以及历史动态的眼光考察全球社会学的发展。许多非西方社会学展开的本土化实践,对建设一门自主学科发出了强烈的诉求。然而,社会学学科自主性的追寻并不是非西方社会学专属的学术目标,西方社会学在历史发展的轨迹中,同样也在寻求自身学术传统与学科认同的确立和巩固。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想象的学术共同体,西方社会学并非同质性的统一体,以欧洲和北美为代表的社会学,存在多元性和差异性的研究传统与学科实践。在不同历史阶段,它们各自采取不同的方法、路径和策略来重塑自己的学科认同与学科自主,并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学科自主性实践。这些来自他山的“石”与“玉”,在历史实践中表现出的学科动态,可以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提供有价值的理论与实践参照。一、重新想象西方社会学:学科自主性的追寻对大多数身处北美和欧洲之外的社会学而言,“西方社会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在学科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它是重要的参照群体,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或模仿复制,或另辟蹊径,以寻求不一样的社会学。西方社会学提供了丰富的“参考依据”,甚至是可供复制和超越的“模板”。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科学的语言中,言及“西方社会学”的时候,实际上暗含了一种坐标位于外部的他者化视角。西方不仅指示一个大致的方位,作为一个相对的位置,还在时空上意味着身处东方或者南方的“我们”的不在场。对非西方的学者而言,西方是社会学的发源地、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输出地、理论名家和经典研究的原产地,乃至“西方社会学”成为一个想象的学术共同体,为学科认同提供了重要的象征资源。这种强大的象征资源同时也会给非西方社会学投下一个巨大的阴影,束缚后者的学科实践与知识生产,乃至形成“禁锢的大脑”,失去研究创新与提出原创性问题的能力。萨伊德·胡塞因·阿拉塔斯(SayedHusseinAlatas)指出非西方社会学的困境,源自过于依赖西方学术而导致的模仿思维。虽然在一些应用研究中与本土社会的现实联系较为紧密,但是非西方社会学亟须在学术反思、学科计划和概念化中建立自主的科学传统。在阿拉塔斯这里,自主的社会学可以理解为研究者能够独立地提出问题、创造概念,不受其他社会科学传统的支配,创新性地使用理论。可以说,阿拉塔斯提供了一个社会学自主性的非西方版本,它要求非西方社会学在实践过程中表达自己的独立性、原创性和创新性。并且,这种自主性实现的前提,取决于非西方社会学如何处理自身与“西方社会学”作为理论与方法提供者之间的关系,需要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与前者“决裂”,实现批判性的借鉴与创新,而不是仅仅被当作一个检验西方理论的田野场域。但是,西方并不是精确的地理概念,在社会学中它包括欧洲、美国和加拿大为代表的北美洲。虽然我们经常笼统地使用西方社会学这一概念,然而在西方内部,存在语言、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的巨大差异,它并不是一个同质性的统一总体。这种差异性亦反映在社会学这门学科中,不仅存在丰富多样的国别传统,在国家内部也存在充满张力的复杂历史实践。不同历史时期,有的主导了学科史的内容,有的则亟待“重新发现”。换言之,当非西方社会学将西方当作学科建设的参照系进行模仿或者超越的时候,实际上西方社会学本身也处于变动之中。此外,这种非西方社会学版本的学科自主性,也对具有“原创者身份”的理论与方法提供者提出了问题,即西方社会学是否也存在学科自主性的问题与需求。严格意义上说,所有国别传统的社会学都需要面对建立和发展自主学科的任务。欧洲和北美的社会学,它们的兴起和发展并不是在各自独立的真空环境中出现。19世纪欧洲和北美面对的培育了社会学兴起的“现代问题”,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全球历史息息相关。在“西方”名下,存在多元性和差异化的社会学历史实践,在共存、竞争和相互影响的历史动态中形成了各自的学术传统。当代的社会学实践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知识系统,它更多地表现为许多相互联结的知识计划。对以欧洲和北美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而言,因为在社会学全球分工系统中占据的优势地位,它们对学科自主性的追求与非西方社会学存在区别。虽然可能会缺少后者那种来自“模仿的焦虑”,但是它们同样需要面对内部与外部环境变迁带来的挑战,作为历史上的原创者,反思和批判自身学科实践的历史,并在诸种调整和转型过程中表达新的实践导向与社会学学科认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随之发生变化,非西方社会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崛起,这些“他者的现代性”成为西方社会学阐释的对象,并在世纪末衍生出了“多元现代性”这样的理论话语。此外,面对后殖民理论的批评,以及新的世界历史动态,当代西方社会学表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其中蕴含了一定程度的反思性,这些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对社会学历史上的欧洲中心主义遗产进行修正,在全球化与相互联结的历史视野中审视社会学的兴起与实践。在重新想象和阐释欧洲的同时,探寻新版本的普遍主义理论来理解和阐释当代世界,提出了诸多侧重不同的知识计划,并尝试调和西方社会学内部固有的各种二元论传统。在认识论上,关系性的方法或者视角取代了过去含有本质主义或者东方主义色彩的社会学阐释。其次,对学科历史的重新梳理和阐释,出于对纪元性宏大叙事的警惕,学者搁置了古典、现代和后现代这样的社会学时间结构,在讨论学科历史的时候,转而使用“前学科”或者“成型时期”这样的概念来描述社会学特定的历史时期。在这种学科史时间中,相对于经典理论人物和学派化的历史书写,过去被遮蔽和隐身的社会学人物与实践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再次,在建设一门“全球社会学”的时候,西方社会学内部的多元属性和差异性,以及背后所蕴含的张力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这些特征消解了我们将西方社会学视为一个整体性学术共同体的想象。换言之,以欧洲和北美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其实际的同质性和统一程度,要远远低于来自非西方社会学读者的“遥远想象”。最后,在探讨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时候,大家多把注意力集中在诸如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社会学等非西方个案身上。事实上,因为内部的差异和张力,西方社会学也存在“本土化”的学术潮流和学科建设诉求,需要通过寻求或者建立国家传统来巩固自身的学科认同。美国社会学的世界影响力被普遍承认,但它仍强调美国化的社会学传统与欧洲社会学之间的区别。即便是与美国同处北美的加拿大社会学,亦认为美国的社会学传统与加拿大社会存在关联性上的疑问,因而需要开展本土化的社会学运动。此外,作为一项欧洲发明,在理论取向、方法选择和研究实践上,欧洲社会学存在较为显著的国别传统,如何寻找和实现这门学科的欧洲认同成为当代欧洲学者思考的问题。在这些新的理论趋势中,虽然可以根据研究主题,将它们归入社会学不同的研究领域或者分支中,但这些理论动态同时亦是西方社会学学科自主性实践的表现。本土化社会学或者学科体系建设并不是一篇纲领性的知识计划便可以实现的目标,它还需要具体的研究实践和学术分工来添砖加瓦,进而形成扎实的建设基础。在这个集体计划中,学科史的书写是塑造和表达学科认同与主体性最为直接的领域,它提供了重要的象征资源。结合现实情境,对历史与理论遗产的修正和再阐释,可以实现对自身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对中国社会学而言,在学科体系的建设中不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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