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城市中发生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的结果是戏剧性的。佛兰德斯的城市屈服于被卡斯特尔斯形容为“流血的*府、宗教的狂热和经济的衰退”的西班牙帝国。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安特卫普，它处于西班牙的更直接的统治之下，对西班牙帝国经济上的重要性是无法估量的。这场战争对西班牙经济的影响是灾难性的，这一灾难也波及到了佛兰德斯与布拉班特的商业活动。年，随着舰队征服英国的失败，菲利普决定采取经济制裁来对付新教国家。里斯本港口与北欧的贸易被关闭了，同时斯凯尔特河的所有贸易活动也停止了。这标志着安特卫普作为国际市场的终结和整个荷兰商业生活的中断。

联合省依赖海洋的保护与供应，急迫需要自己的港口以取代安特卫普来作为海上活动的基地。这样他们发现了阿姆斯特丹，这里很快成为新的安特卫普在佛兰德斯城市的*金时代，阿姆斯特丹是一个不大的渔村，狭小的阿姆斯特河流入祖德泽。荷兰的伯爵们很高兴看到此地商业繁荣如同佛兰德斯和布拉班特的副本。年，阿姆斯特丹宪章被荷兰伯爵准予，从此其商业稳定发展。这个不断成长的城市几乎是在水中建立起来的，它的地桩都深深地扎在唯一能够利用的泥浆与砂土之中。河道得以疏浚，沟渠得到提升，堤坝也建立起来。年，阿姆斯特丹另一个确认和增加权利与特权的宪章被批准，而在下一个世纪后期，城市城墙和第一个市*厅建立起来了。

这时候它的人口达到人，这超过了渔村，可仍然只是当时根特与布鲁日人口的一个零头。随着佛兰德斯和布拉班特遭遇麻烦，阿姆斯特丹对北方省贸易的重要性增强了。年，奥兰治的威廉被省主要阶层选举为荷兰的总督时，一场反对城市移民的城市革命在阿姆斯特丹爆发。其结果是，该城市的天主教神职人员被驱逐而城市*府的新民主体系建了起来。年是阿姆斯特丹崛起的关键之年，当时安特卫普的贸易由于西班牙关闭斯凯尔特河而突然终结。随后大批移民从这个城市涌出，成群的逃亡者越过边境进入荷兰。他们既是为躲避宗教迫害，也是为寻找新工作，而阿姆斯特丹这个新兴城市成为他们最好的目的地。

到16世纪末，这个城市实际上在各方面都成为了安特卫普的继承者，南方的所有技术专家都转移到了北方的这座城市。到这时，该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都是在外国出生的，而姆斯特丹银行存款的一半都是来自安特卫普和其它南方城市，一个住在这个新的北方首都的安特卫普商人说：“安特卫普本身都变成阿姆斯特丹了。”荷兰人文地理学的这一转换的确已经成为两个城市的童话。来自安特卫大批移民的结果就是到16世纪初年，阿姆斯特丹的人口从三万增长到了十万，它从一个相当小的港口变成了荷兰主要的金融、产业和商业大都会，就这样它接管了安特卫普的全部，并很快成为北欧第一位的世界市场。

至于这些状况对于城的存在与发展的意义，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考虑阿姆斯特丹，它在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内从一个渔港发展成为个商业领袖城市，实际上已是一个典范。它的“母亲城”安特卫普从来都没有成为任何意义上的城邦，与整个荷兰的其它任何一个域市相比，它同公爵。国王、皇帝的联系都更为紧密不过，阿姆斯特丹与荷兰省及领土当局的关系整体上更佛兰德斯和布拉班特的古老城市。这种关系就为未来联合省*府和随后发生的全面*治革命打下了基础。省是起初称自己为联合省的新兴国家*府的基本单位。这些省主要建立在荷兰旧的基础上，尽管只有其中两个一荷兰与泽兰实际上是历史悠久的郡。

省的元首是总督，这一职位是菲利普二世创造的，随后自由省自己也采用了，至少在理论上，同一个人可以被多省成员任命为总督，奥兰治的威廉就掌管了荷兰和泽兰的这一职位。尽管这头衔与镇的关联比那要密切，但这职位主要还是领土意义上的，这一事实也显示了与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两方面紧密相连，城市成为省的中心。莱河三角洲的湿地，泥滩和沙洲不适合于农业耕种，这里原先的居民也相当少。16世纪末，来自安特卫普和佛兰德斯城市的移民已经在这些北方城镇落户，其人口迅速增加，它们对农村的控制也更加稳定了。到联合省在年变成荷兰共和国的时候，这个新国家已经变成城市的土地了，这点没有其它地方比荷兰省更明显了，最大与最重要的城市都在其中。

由于阿姆斯特丹人口众多和经济雄厚，其统治了这个省。尽管联合省最高管理机构是设在海牙的“庄园一般会议”，但每个省都保持有自己的议会。不过，事实却是，阿姆斯特丹的富商控制了这个省。因为荷兰郡提供了联邦收入的60％，他们实际上也控制这个国家的机构。因此，16世纪末，当许多已经建立的欧洲城邦衰落之际，新的城邦群落已出现在荷兰北部。在莱茵河三角洲这个没有希望的环境里乌斯特里兹称之为“漂浮在水上的土地”，因此原因大部分人远离，但却有一批新城市逐渐崛起于这片湿地上。对他们来说，他们所拓殖的区域地理上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是，它可以安全地摆脱大陆势力的入侵，并有助于采取行动建立海上强国。

它能够把自己的这两个特征转变为自己的优势，建立一个下一个世纪覆盖世界的海上贸易体系已经成为西班牙皇帝权力牺牲品的佛兰德斯的城市有效地在莱茵河三角洲的湿地与沙洲上重建起来。尽管伯爵和君王从来没有给予安特卫普任何真正的自由，而阿姆斯特丹和其它联合省城市则已经宣布自己独立以对抗君主明确的愿望，任何外来的统治者都不能把独立从它们手中拿走。因此，它们比起西班牙人到来前的佛兰德斯的城市，甚至是“欢乐之门”之后的布拉班特来，都是更加完全意义上的主权城市。16世纪末，欧洲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城市能拥有这些城市所引以为当然的独立以及它们视为不可剥夺的权利。

与*治独立相联的还有宗教与其它方面的自由。这正是第一批从荷兰南部来的抵达者所寻求的。当时，在与西班牙的战争结束后，这些自由已经越来越可靠，因此吸引了整个欧洲的大量的人的涌入。佛兰芒人、瓦龙人、英国分离主义者、伊比利亚的犹太人，德国的新教徒都纷纷聚结到荷兰共和国的这些城市。阿姆斯特丹铸造的硬币上刻着这是为了自由的字样，尽管加尔文派是最主要的宗教，但这里对一切的宗教都很宽容，按照热那亚的方式建立一个宗教国家的努力也终成泡影。这些从城市的规划与建设上都能反映出来，按照布科的观点，这远远不像巴黎一样是“专制统治的结果”，而是“有远见的公民*府的产物，这个城市总是因它的自由而闻名，在贸易方面，宗教宽容方面，向移民敞开大门方面的自由。”

但是，尽管阿姆斯特丹和其它城市很明显是最为自由的地方，但是是省成为联合省和后来的荷兰共和国中*府的基本单位。然而，事实情况却是，这些城市是这些省的最重要部分，且这些省的主要功能就是供应服务和保护这些城市，这就是荷兰、泽兰和乌得勒支的特殊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