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的敦煌，自年至年之间，属于蒙古后裔统治时期；-年为吐鲁番回鹘统治时期。由于资料的缺乏，对明代敦煌佛教的研究极为薄弱，迄今为止，学者并未对明代的敦煌佛教作系统深入的研究。笔者拟以明代敦煌石窟的游人题记、地下出土的佛教文献及相关地方志的记载，对明代敦煌佛教作一梳理，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斧正。

一、明代的敦煌

公元年，明朝汉人*权建立。洪武初年，朱元璋为了扫除故元势力，接连发动了几次战争。洪武五年（），明朝调集四十万大*，兵分三路，以讨蒙古，其中一路由傅友德和冯胜率领，清除甘肃的元*残部。三支*队中，唯有冯胜率领的扫平甘肃的明*取得了胜利，他们不但进至敦煌，而且深入亦集乃路，使河西走廊地区归于明朝的统治之下。“时有青牛和尚，曰哥哥把失里，乃巫师臧之番僧，牵青牛一只，念经乞化为生，游至沙州地界，投元之达卧耳交王部下，娶达女为妻，生子一曰阿卜尔加，阿卜尔加生子二，长曰奄章，次曰苦术。后奄章生子者六，一名哈剌秃，一名浪哨，一名红帽儿，一名绰林奔，一名失剌里，一名帖木儿。苦术生子五，有曰强哨卜二，计有曰契咱卜儿，计有曰满谷，有曰哥胎，有曰哈尼。枝派绵延，财力渐盛。章、术商议，遂谋杀耳交王，自立为头目。耳交王之子孙欲报父仇，而力不副，阴连接诸达以报仇。奄章、苦术觉，恐灭其族，于是以所属部落遂率领以逃于沙州地方，混称前元输达，修贡自为属番，以鞑靼承丞相子孙。永乐二年，遂诏建赤斤蒙古所、罕东左卫千户，领之，寻升为卫，以答力尼升指挥。后俺章、苦术升都督，苦术掌赤斤蒙古卫印，俺章掌罕东左卫印，其酋长散处各地，皆千户、舍人之职也，使为肃州藩蔽。其部族如千户哈剌那孩族，即今巴郎之祖也，则住大草滩；指挥他失卜族，今锁聂族是也，则住回回墓；指挥总失加族，原系西宁番属，投苦术部下，今[牙]兰族是也，则住三棵树；都督昆臧，即今锁那束之祖、头目也先革，即今个力个失之父。此夷常自拟曰：我乃元平章之人也，可见为达种，指挥绰尔加，即今卯来河绰什加之父，乃指挥之职也，失加卜丁，今剌尔即之祖等则守赤斤城，都督赏不塔儿，乃昆臧之子，锁那束之父也，指挥仓阿他儿、子锁南奔、舍人帖木儿，皆苦术部下子孙，今在南山，皆分据赤斤四面也。”说明自明初至吐鲁番回鹘统治敦煌期间，蒙古后裔为敦煌的实际统治者，永乐初年，明朝在敦煌设立赤斤蒙古所（后升为卫）、罕东左卫，以此对敦煌实行羁縻统治。

冯胜、蓝玉追故元败兵至敦煌时，当时北元势力尚据敦煌，莫高窟第窟前室尚留有北元宣光三年（）的游人题记。为防止蒙古东进，明朝在肃州以西70里处构筑嘉峪关以自守，并对关西进行了初步开拓。洪武二十四年，沙州蒙古王子阿鲁哥失里遣国公拌台阿巴赤、司徒若儿兰等来朝，贡马及璞玉。永乐二年（），沙州蒙古部落后裔酋长困即来、买住率众来归。命置沙州卫，授二人指挥使，赐印诰、冠带、袭衣。其后买住部下赤纳来附，授都指挥佥事。永乐五年夏，甘肃总兵宋晟上书，认为授赤附都指挥佥事事不妥，擢买住为都指挥同知。永乐八年，擢困即来都指挥佥事，其僚属进秩者二十人。后买住卒，困即来掌沙州卫事，与明朝贡不绝。经过困即来三十多年的经营，沙州户口滋息，畜牧富饶。宣德九年，困即来遣使上奏朝廷，言沙州多次遭到罕东卫及西番的攻掠，掠取人口，不获安居，乞求迁徙于察罕旧城，明廷不许。宣德十年，沙州又为哈密所侵，且擢怕瓦刺进逼，困即来乃率部众二百余人移至苦峪，从此不还沙州，只遥领其众而已。正统九年，困即来卒，其子喃哥、克俄罗领占来朝，接喃哥都督佥事，其弟克俄罗领占为都指挥使，兄弟二人还沙州后，陷于争斗中。正统十一年（），由于沙州内乱，明将任礼率*入沙州，将其属下余户、余人尽迁于甘州，沙州为罕东卫酋长班麻思结所占有。到班麻思结孙子只克时，吐鲁番强大，侵据哈密。只克为了抵御吐鲁番的进犯，于成化十五年（）请求在沙州故地“立卫赐印，捍御西陲”，得到朝廷准许。于是只克在沙州故地筑城主罕东左卫，敦煌此时归属于罕东左卫，只克仍以都指挥使统治。据明万历年间李应魁《肃镇华夷志》记载，“沙州，即罕东左卫也，则有只克，乃都督也，今日羔剌之祖，子曰乞胎，羔剌之父，以掌其印。此皆俺章、苦术之部属也。”

“正德中，避吐鲁番侵扰，乃内徙肃州住牧，即曰羔剌之族也。自此以后弃为瓯脱，未遑经略。”正德十一年（），吐鲁番复据哈密，只克之子乞胎力不能阻挡，率领其众迁移到肃州境内。他的部下帖木哥、土巴二人占据了沙州并服属于吐鲁番，敦煌从此归属于吐鲁番回鹘管辖。吐鲁番势力越来越大，以至控制了河西走廊，明廷无力应付，只好 靖三年（）正式关闭了嘉峪关，弃敦煌于关外而不顾。嘉靖七年（）帖木哥、土巴二人不满于吐鲁番的统治，率其部族人回归关内，敦煌完全被吐鲁番占据，之后，陆续有少量的蒙、维、藏民迁此定居，从此进入了吐鲁番回鹘统治时期，直至清康熙五十四年（），敦煌自明初成为牧区而荒芜的状况更趋加剧。明代自肃州前往哈密有三道，其中一道经过瓜、沙州，“一道自苦峪，歧而少，西经瓜州、西阿丹，六百二十里抵沙州，即罕东左卫，有水草。逾钵和寺七百里至哈密。地虽坦而迂曲，且无水草，人罕由之。”此外，散居敦煌各地的各少数民族部族，“环居赤斤、瓜沙州等地，如遇西夷进贡往返，各番恃强为害，或假劫其马匹，假为北山达虏之形，或明索其货物，以为买路钱，以此构怨西夷，而招兵近地，屡被土鲁番侵略，也灭克力之抢劫，也灭克力乃哈密北山之虏，回夷接连以掠诸番者。回夷将欲犯边，籍彼耕田为食，仍驱当锋前导，以此势孤力寡，日见凋零。正德间，渐投肃州近地，以避西夷。”说明，明代的敦煌统治者及居民主要从事畜牧业，在蒙古部落后裔统治敦煌时期，居住在敦煌的少数民族部族时常劫掠吐鲁番回鹘的进贡商队，导致了吐鲁番最终灭掉了蒙古后裔*权，敦煌进入了长达年的吐鲁番回鹘统治时期。吐鲁番回鹘统治敦煌时期，主要还是畜牧经济，或许亦有“籍彼耕田为食”的农耕经济。

至元明两朝，敦煌居民经四次迁出，“当地汉唐子孙外流殆尽，甚至久居此地的蒙、藏居民也尽徙内地，敦煌地区为之一空。随着本土居民外迁，本土文化的历史传统亦随之断绝。”因此明代敦煌汉传佛教极为衰微，但仍有不少回鹘、蒙古、藏族信众时有礼佛及举行佛事活动，另有不少回鹘、蒙古、藏族高僧演习佛学，礼佛弘法。

二、明代的敦煌佛教

明代初期，作为西部边陲屏障的敦煌在明朝*府经营西北的过程中发挥过作用。到明朝中后期，随着*府对关外之地舍弃的*策措施，敦煌亦不被重视而逐渐废弃。

在公元年之前，统治敦煌的是蒙古部落后裔，沙州卫是一个**合一的地方机构，明*府对此并没有统一管理，既不派官职去督察其内部事务，也不派*队驻扎，明廷对敦煌的统治是极其有限的。-年为吐鲁番统治敦煌时期，敦煌处于崇信伊斯兰教的吐鲁番人的统治下，其统治者对佛教极为反感，因此有明一代，敦煌佛教极其衰微，“佛像屡遭毁坏，龛亦为沙所埋”，“明时，回人蹂躏，佛像毁坏”，敦煌到处是“问禅无僧侣，稽首冷香烟，字落残碑在，丛深蔓草缠”的荒刹景象。这是明代敦煌佛教的整体情况，但也由于敦煌从事*务的明代*人巡礼过莫高窟，留下几外他们巡礼的游人题记，另从敦煌莫高窟的蒙文题记及莫高窟北区出土的回鹘文佛教文献推断，蒙古族、回鹘族佛教信众亦应在敦煌有礼佛活动。

明代*人在莫高窟、榆林窟的游人题记，分布在以下几个洞窟中：

1、莫高窟第77窟主室南壁菩萨像旁，“张傑、徐贵总兵二名到此，正统十二年（年）”。

2、莫高窟第98窟甬道北壁，“指挥师英钦奉敕命，统领官*二千员名到此沙州，安攘夷人，当今皇上固守，后门永臻，国界常靖。官二千兵、千户董和、镇棒保庆，其余每名不开，把总李一名阿口兼队棒口七室赵仲俱系口口中口所，成化十三年（年）六月初三日述。”

3、莫高窟第5窟主室西壁龛北侧南向第五身供养像上，“陕西行……等…处…安妥口降……感佛威力，愿番夷安妥，人民口口，成化十口（五）年（年）六月……”。

4、榆林窟第25窟前室甬道北壁西段，“肃州抚夷指挥帅吴官*一千，为国以安藩篱，口此口香，书吏何浒同游。成化十四年（年）六月廿一日记。”

5、莫高窟第窟甬道，“弘治三年（年）二月李铠到此。”

6、莫高窟第窟门口。“肃州卫*士李铠”。

7、莫高窟第77窟，“正德十二年（年）……”。

8、莫高窟第5窟，“万历二年（年）五月十五日巩昌口土口口福口口口到此山寺礼拜龙（？）角（？）观”。

从前文所述明朝对敦煌的统治来看，年，明将任礼率*入沙州，莫高窟第77窟的明代*人题记或许是任礼所率*人所题。思结及其孙只克统治敦煌时，吐鲁番强大，侵据哈密，欲侵敦煌，在这种情况下，明廷或许派出*队，协助只克，据守敦煌，所以留下了莫高窟第98窟、榆林窟第25窟的明朝*人巡礼题记。年，明廷准许只克于沙州故地筑城，以抗击吐鲁番，明廷肯定派兵援助只克筑城，故留下了莫高窟第5窟成化十五年题记。以上洞窟题记，属于明廷*人短期驻留敦煌时所为，反映了这些*人们希望通过礼佛功德，以获取佛之福佑，保佑敦煌平安，表现出一种对佛陀的顶礼膜拜之情。

据《肃镇华夷志》记载，“河西孤悬境外，肃镇尤为极边。扬威固圉，*伍最急”，故在肃州设肃州卫及镇夷所以护卫明代西北边疆，肃州卫兵员：“国初，原额兵九千七百八十八名，实在兵四千三十三名。骑兵三千一百八十三名，步兵五百五十七名，守望兵二百九十三名。减原额五千七百五十有五，又召[招]募兵四百三十名。不在原额之数。今见在马步兵二千二百六十八名。”；镇夷所兵员：“国初，原额兵一千二百二十三名，实在兵一千三十三名。骑兵五百一十二名，步兵一百五十名。游兵五十名。守望兵三百二十一名。减原额一百九十。又召[招]募兵一百六十七名。不在原额之数。今见在马步兵九百五十七名。”明代驻守肃州的*士借巡卫敦煌之机，到莫高窟上香礼佛。据明万历四十四年（年）肃州兵备道副使李应魁编撰的《肃镇华夷志》卷2《公署》“钟楼”条曰：

城西北隅救生寺。俗传此寺为古之西域土剌。上圈一井，约入地有三四丈，水亦甘美，其钟极大，上铸建武元年。又云此钟为沙州所铸，有雌有雄，肃州者为雌，沙州沙壅者为雄。又野外*戍常闻此钟，上半月有声，去沙州；下半月有声，来肃州。撞钟者有云：上半月声微，下半月声宏。先年醉人以大石撞之，钟破，有文（纹），后复自完，人以为钟神云。人有曰：关西见一妇哭，以为石破其身，人疑以为此钟之形，其言虽不根，录俟再考。

说明驻守肃州的明代*人在每月的上半月要去沙州执行巡守任务，借机到莫高窟、榆林窟礼佛，以祈求平安，顺利完成*务。

榆林窟第6窟主室下层南壁有汉文题记“脱欢大王位下医工／潘仁囗到此。”蒙元时期，称“脱欢大王”的有二人，一为元世祖子，至元二十一年（），封镇南王，《元史》多处记载至元二十四年，其仍为镇南王，二十八年已称脱欢为太子，那么此记中的脱欢大王医工来敦煌时间在－年之间。另一人为明初蒙古瓦剌部的首领顺宁王。年闰七月，元顺帝北奔，元亡。故元势力退居漠北后，随着汗权式微，大漠东西蒙古族主要分为互不统属的三个集团，即鞑靼、瓦剌、兀良哈三卫。瓦剌，又称西蒙古，分布于扎布汗河、科布多河流域以及额尔齐斯河、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北与乞儿吉思为邻，西南及南边与别失八里（后称亦力把里）、哈密毗连，东与鞑靼相接，东南渐向陕甘边外发展。从十四世纪末至十五世纪初，东西蒙古封建主自相雄长，掀起了激烈的内讧，瓦剌乘机摆脱蒙古可汗的羁绊，征服邻近诸小部落，崛起于西北，并渐向东南发展，与东蒙古封建主的矛盾日趋尖锐。自元顺帝之后，传由爱识里达腊至坤帖木儿，凡六辈，相代瞬息之间，未有一人善终者，坤帖木儿之后，汗位为*力赤所篡夺。永乐六年（年）*力赤被阿鲁台所废后，活跃在蒙古历史舞台上，并与明廷经常保持联系的是以本雅失里、阿鲁台为代表的鞑靼势力；以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为首的瓦剌势力。二者力图击败对方，号令全蒙古，双方争战不休。永乐七年，夏，马哈木等击败阿鲁台、本雅失里的进攻，并占领和林一带。翌年，明成祖亲率五十万大*击败本雅失里、阿鲁台，本雅失里仅以七骑度鄂嫩河，西奔瓦剌。永乐十六年（年），马哈木子脱欢袭父爵为顺宁王。宣德年间，他内并太平、把秃孛罗之众，统一瓦剌，外则继续与阿鲁台作战。永乐二十一年（年）夏，脱欢乘阿鲁台新败于明*之机，率*攻袭，大败阿鲁台；宣德六年（年）春，又大败阿鲁台。宣德年间，阿鲁台虽屡败于脱欢，住牧辽东，但由于其拥立含有*金氏族血统的成吉思汗季弟斡赤斤诺颜后裔阿岱台吉为可汗，在*治上占优势，具有号召力。因而，脱欢在当时形势下，迎请并拥立比阿岱具有更尊贵血统的脱脱不花，集中力量攻袭阿鲁台及阿岱可汗。脱欢在击败阿岱可汗及阿鲁台，悉收其众之后，乃奉脱脱不花为蒙古可汗，使其率领原阿鲁台部众，居于今克鲁伦河下游、呼伦贝尔草原一带。而自为太师（丞相），居住在漠北，并征服开平以北的哈喇嗔等部，掌握蒙古的*治、*事实权。在此期间，脱欢加强了与中原地区的贡市，并注意联结哈密与兀良哈三卫。脱欢曾把其女弩温答失里嫁给忠顺王卜答失里（年—年在位），以便控制西域要道。正统二年（年），脱欢率*攻打阿岱可汗，在击败阿岱可汗后不久，脱欢身亡。正统四年（年），也先袭其父太师位后，与脱脱不花继续保持君臣及联盟关系。也先与脱脱不花利用*事征伐、封官设治、联姻结盟等手段，北服乞儿吉思，西征中亚诸族；南破哈密，慑服忠顺王倒瓦答失里，控制西域要道；并联结沙州、罕东、赤斤蒙古诸卫，封官授职，置甘肃行省，以撤除明廷的“西陲屏蔽”；东攻兀良哈，席卷女真诸部，远交朝鲜，以拆除明廷的“辽海藩篱”。并欲以兀良哈三卫和沙州等卫为左右翼，重建“大元一统天下”。在此背景下，此“脱欢大王位下医工”题记中的“脱欢大王”应指明初蒙古瓦剌部的首领顺宁王脱欢，这位“医工”到莫高窟巡礼的时间当在明宣德、正统年间。

敦煌文献S.《大乘无量寿经》背面有题记一行“大明洪化四年戊戌冬日季”十一字，洪化为吴三桂之子吴世璠年号，总共不满三年。此云洪化四年冬日季乃是康熙二十一年（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大约是吴世璠的部下，在兵败覆灭后逃亡至此，得此写卷诵读并加题识。所以仍书洪化四年者，盖此时敦煌尚在吐鲁番统治之下，无年号可记（清廷在康熙五十四年始领有敦煌之地），而题识者仍以大明遗民自居，故仍用洪化纪年。这件遗书，显然不是后来在年方始出世的藏经洞之物，而有可能是明代从莫高窟某一封藏中出土的物品。”明代初年，从云南到河西的道路是比较顺畅的，在云南的佛教石窟中，有数条北元的题记，如云南大理剑川石钟山石窟第3窟有“宣光三年（年）三月十五日……分省镇抚□知事实到此”题记一则；剑川石钟山石窟第8窟有“宣光九年（年）四月初□日鹤庆□灯□□□□心庵主持/……”题记一则。明洪武三年（年），明*破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元顺帝太子爱遒识理达腊北走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尔和林），嗣为帝，改次年年号为宣光，国号仍称大元。云南剑川石窟既题北元“宣光”年号，说明北元的势力仍控制云南，题记中的“分省镇抚”说明北元的官员到过云南，其路线应该是从北元控制的区域南下，经亦集乃、凉州入四川至云南，或是从凉州入青海、西藏到云南。敦煌文献S.《大乘无量寿经》应该是吴世璠的部下，辗转云南、四川或云南、西藏、青海到河西，再到敦煌带来的一部供养经。

敦煌莫高窟留有不少蒙文题记，大多属于元代，但在莫高窟第窟有一清代的题记，“乾隆二十三年（）我齐根叩拜了”说明元明清时期蒙古佛教信众多巡礼过敦煌石窟。另外，莫高窟北区出土了不少蒙文佛教文献，应该有属于明代的。从年直至年，敦煌为蒙元后裔统治，肯定会有蒙古佛教信众活跃在明代敦煌佛教舞台上，举行过不少佛事活动。迁入肃州诸地的蒙古族中有不少高僧，诸如剌麻番僧“乃巫师臧来之和尚也。正德间住居红山、观音山口，盖寺院，塑佛像，为诸番念经禳灾，写经作福，以此诸番崇信，孳牧渐充，以为头目，以领番众，出入城市，以为属番，即长结思冬，今大小宛卜是也。”；剌麻番僧哈尔麻结思冬“原系巫师臧和尚，正统间西城[域？]番僧释伽荣耐之部属也，天顺间修贡，自成化及今，亲泒[派]皆绝，无人修贡，部居不足十余人。东关厢顺成寺剌麻番僧、麻子结思冬亦沙州番族也。在于此寺，只专结交各族属番与哈剌灰、畏兀儿等并进贡回夷，兴败[收？]铜铁，四野贼番欲要进城探事，俱披*衣，头顶僧帽，或称大宛卜之徒，或称小宛卜之徒，互相隐匿，莫能辫[辨]别。要欲严夷夏之防，谨奸细之探，则剌麻番人亦不可视为无益而不之处也。以上诸番俱番语，与城北诸番不同，人以为西番是也。万历中此僧见在。”西番风俗“男间削发，女皆垂辫，凡居处嫁娶饮食衣服，与北番不异，但诸番崇信释教，深惧咒诅，磨金写经，有疾念经禳救。”其番族风尚为“剌麻番僧则好泥金写经，各修盖寺院，以惑诸番施舍，好咒诅，诸番畏服。”肃州还有一支剌麻番僧小宛卜族，“独此族非罕东蒙古之番，乃巫师臧来之番僧也。当诸番来附肃州之先，闻有番僧名曰普尔咱者，住居红山观音山口，带领部徒五六人，在于山口内修盖寺院，绘塑佛像。后有飞仙剌麻，常住巫师臧藏，往返勾引，番僧渐多。至正德间安插各族西番于南山一带住牧之时，有番僧名曰长结思冬是也，亦常与巫师臧藏往返。各番人病马伤，此僧为之禳灾或念经，施舍马驼，以为经钱，以此牛羊马驼日渐盛众。诸番穷者效力以为部属，富者交好以求念经。至长结思冬，其部落益众，修盖寺院益多，今之大宛卜、小宛卜者，皆长结思冬之后也。名为番僧属夷，实乃诸夷仰望，阳尊中国，阴扶各番，言出入诸夷信服，事急而各种求谋，上司晨有所言，诸夷晚即知之，往返城市，深结各夷。嘉靖三十一年，兵备石州张玭见番族怕思怕尔加并怕泥、板冲等为恶剽略，抚治未便，将大宛卜尔居*草坝地方，抚属三族贼番，至今地方少宁，诸番听其约束，部落日众，牛羊殆难以数穷也。万历中番僧大宛卜绰日逊都结思冬、麻子结思冬统束。”居住在敦煌地区附近的这些极为尊崇佛教的番僧及敦煌境内的番僧肯定在敦煌展开宣教活动，促进了明代敦煌地区藏传佛教的发展。

安西榆林窟第25窟前室东壁南侧的天王像左下侧有墨书回鹘文题记，汉译为：“幸福的马年四月二十八日，我们，奥兰克.屯曼和达尔玛.宋为了朝拜从沙州来到这幸福的有山有水的地方。”据牛汝极研究，此“马年”为年，说明明初回鹘佛教信众还自由的巡礼榆林窟。在莫高窟北区出土的回鹘文佛教文献中，有一件康熙二十六年抄写于敦煌的《金光明最胜王经》，说明笃信佛教的回鹘人在明代的敦煌有佛事活动，莫高窟北区出土的回鹘文佛教文献中或许也有属于明代的佛教文献。据学者研究，清代河西的撒里畏兀儿（*头回鹘）人中，“一定大量地混合着元代回鹘佛教担当者的原来的西回鹘人血统。那种回鹘人，还有和蒙古人、唐古特人、藏族人和汉人等的混血者，大概是在有明一代逐渐的进行。”说明，有明一代，仍有不少笃信佛教的西回鹘人活跃在敦煌的历史舞台上。“年前后就任东察合台汗国汗的歪思继承其先辈衣钵，再次发兵东征吐鲁番地区，由此导致其地居民宗教信仰面貌的彻底变化。大致在宣德元年（年）歪思汗攻占吐鲁番城，原吐鲁番都督佥事尹吉儿察被逐，东逃至甘肃居住，随后几年，我们在文献里不断见到大批吐鲁番、柳城诸地官员进京朝贡，‘愿居京自效’的相关记载。而波斯文献中‘歪思每年都在吐鲁番驻跸狩猎’的相关记载也揭示，东察合台汗国此时应该最终完成了对吐鲁番地区的*事占领和*治控制。正统二年（年），‘有土鲁番城都纲佛先、舍人南忽里等奏，愿居京自效’。佛先是从吐鲁番撤离的最后一位佛教都纲。显示该地区的佛教已经衰微的情景。至此，伊斯兰教在该地占据主导地位。”年，佛教在吐鲁番地区彻底衰微，伊斯兰教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

三、小结

明代，敦煌石窟尽管有信众进行礼佛活动，但据敦煌研究院专家多年的石窟内容调查，未见有明代的绘塑之举。台湾学者苏莹辉先生在《敦煌石窟壁画发现对中国绘画之影响》一文中认为：“在莫高窟里，只有一个白衣观音洞，似为明代所作。”这一看法是对现今学术界“莫高窟无明代洞窟”这一传统观点的挑战。但苏先生所指的“白衣观音洞”应该就是指莫高窟第3窟，此窟的开凿及绘制年代学术界有不同看法，目前有西夏、元代二说，清代对此窟进行过局部重新塑绘。因此，此窟并无明代佛教遗迹。另外，伯希和在考察了莫高窟第窟（伯编第12号洞）后，作笔记如下：“石窟空广宽敞，有一个前厅和一个通道。我觉得装饰比较现代。努埃特对前厅两侧画面拍了照，系纯粹而不标准的中原风格，但也不是18、19世纪的修葺处。内部雕像的情况亦如此。在其中的一个画面上有一段相当长的藏文题识，从外表看好像是现代的。我认为两侧这些画面下部的画是在明朝时重新画的。”此窟开凿于晚唐，清代局部重新绘塑，并无明代绘塑作品，伯希和认为的“两侧这些画面下部的画是在明朝时重新画的”，实为清代作品。因此，整个敦煌石窟并无明代的绘塑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