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帝朱棣在位22年,始终以儒术作为思想统治的核心。但是,他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儒释道三者结合,即以正统的儒学为主,以佛道为辅。朱棣所搞的释、道宗教活动在明代帝王中极为突出。其弘扬佛、道,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及统治集团的阶级利益紧密相关的。

一、定都北京与巩固继统

年朱棣改元永乐,并改北平为北京。年永乐帝决定迁都北京。能作为都城所在地的条件固然多,但有一点永乐帝与父皇朱元璋的考虑是不同的。当年朱元璋把都城选在南京不在北京的原因,是因为北京是亡元之地。年5月,正式开始北京城的修建。历时13年,永乐十八年()完工。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宫殿的规制模仿南京,但更为壮丽。　

朱棣登上皇帝宝座后,有两件大事始终耿耿于怀。一是他以藩王入继大统,惟恐继统“名不正而言不顺”;二是他深知仅靠屠杀镇压,并不能使人心悦诚服,于是便大力推崇释道这一得力工具。永乐元年()正月,他托名徐皇后(成祖后)搞出一部《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及徐后的长序,颁行于世。徐氏的序文,内容颇为重要,兹摘录部分于下:,吾焚香静坐阁中　　心神凝定。忽有紫光聚,弥满四周　　梦见观世音菩萨于光中现大悲像足蹑千叶宝莲华,手持七宝数珠在吾前行。

徐后与观音菩萨“梦感”相见,为洪武三十一年(),即太祖死前和建文即位之前。而此时菩萨已预言“今将遇大难,特为接引,以脱尘劳”并传授《大功德经》以“消弭众灾”。至“三十二年,(,即建文元年)秋,难果作”即建文削藩,随之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变”。这是说,朱棣“靖难”早有神明预言乃天意。

这就为朱棣起兵造反找出了最有权威的解说——“顺应天意”。菩萨预言“后妃将为天下母”,即是说,徐氏做皇后亦乃天意,是“天地眷佑”、“神明协相”和考妣垂荫;从而给朱棣的篡嗣涂上了“君权神授”的神圣色彩,为其继统合法化制造舆论。

同时,朱棣还用道教为自己篡嗣正名。他屡向天下宣称,起兵靖难和承继大统始终得到道教神明的关照。他在《御制真武庙碑》中称:“北极玄天上帝真武之神,其有功德于我国大矣。

肆朕肃清内难,虽亦文武不二心之臣疏附先后,奔走御侮;而神之阴翊默赞,掌握枢机迹尤显著。神用天休,莫能纪极。”又在《御制大岳太和山道宫之碑》中称:“肆朕起义兵,靖内难,神辅相左右。风行霆击,其迹甚著。暨即位之初,茂赐景贶,益加炫耀。”

明沈德符曾盛赞灵济宫和灵宫庙(显灵宫)“雄丽轩敞,不下宫掖。”真武庙(显佑宫)和灵济宫还被成祖定为“京师九庙”之二庙,由官方祭祀,届时派高官礼祭。成祖还在自己居住的皇宫内建钦安殿(今存),专祀真武帝。更有甚者,在他坐朝的奉天殿两壁斗拱间,竟也绘有真武神像。

寺庙规模较大的还有真觉寺(即五塔寺),创建于永乐初年,位于西直门外。明永乐初,由印度来北京的高僧班迪达,向明成祖朱棣敬献了五尊金佛和金刚宝座塔的建筑式样,或祖十分欣赏,为此下令修建了真觉寺。还有位于北京海淀区的大钟寺。

永乐六年(),成祖永乐时期铸造的永乐大钟。大钟重吨,内壁上铸有汉文达23万余字,几乎全部是与佛事有关的内容。以上这些佛寺、宫观的营建无疑给皇帝和皇帝所居住的京城披上了神秘的色彩,这是封建帝王所期盼的。

二、释道与思想统治

成祖崇尚道教并不亚于佛教。永乐初,为追荐太祖太后,朱棣不仅请高僧作法事,也请道士修斋设醮。永乐四年()十二月,征天下道士至京师朝天宫、神乐观、洞神宫,修举金　斋法,荐皇考皇妣,(成祖)车驾幸斋坛,七日而毕。

成祖对当时的“真仙高道”尤为仰慕虔诚。他曾遣使屡访道士张三丰。当初,太祖即闻其大名,“遣使觅之不得”。朱棣即位后,对这位“真仙”更是寻觅不已。

永乐三年()成祖遣王宗道遍访张三丰,史称“国子助教王达善以(王)宗道识三丰,荐文皇,召见文华殿,赐金冠鹤氅,奉书香遍访天下名山。越十年,足迹满天下,竟无敕命全国道教最高首领正一真人张宇初,如遇张三丰,即邀请来朝。

永乐七年(),再敕命张宇初,用心寻访张三丰,并言“此数日,我心神有将与相遇之意”。永乐十年(),成祖“遣给事中胡　偕为内侍朱祥赍玺书香币往访,遍历荒徼,积数年不遇”。

成祖崇道,还突出表现在大规模地营建道观。成祖于永乐十年()命工部侍郎郭　、隆平候张信、驸马都尉沐昕等督夫三十万,在湖北武当山大兴土木,修建宫观,以祀真武大帝,历时七年,建成了拥有八宫二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三十九桥、十二亭的庞大道教建筑群,耗银“费以百万计”“天下金几尽”。

成祖委派最亲信的司礼太监为武当山镇守太监,“经营本山香火、羽流”,将武当所祀真武帝置于崇高地位。据云武当金殿所祀真武金象,即按朱棣形貌塑成,这就告知天下:朱棣即真武帝之化身。

同时,朱棣直接干预道教活动,多次下令严饬道规,并亲自任命武当山各宫观的住持、提点等官员。他还为道教编造许多“祯祥瑞应”。永乐三年、四年,成祖颁旨,对“高真(真武)效祥、榔梅成实,已兆年丰”的瑞应,十分喜悦,以为“高真翊卫国家”。

到修武当宫观,“瑞应”益多,真武屡“现圣象”,“观者数十万,咸加叹服”。为此刊刻《大明玄天上帝瑞应图录》,颁行流传。书内载有成祖一些圣谕和20幅“应祥”、“呈瑞”、“感应”、“显应”等图画,且附详文说明。

“日理万机”的明成祖,为何要耗费如此巨大的心血财力以弘扬佛、道?对这一问题,从他所作的大量序文中不难找到真正答案。成祖连篇累牍进行的反复说教,不外是劝人行善弃恶、忠君孝亲,遵法谨行、甘为顺民,以及因果报应之类。

朱棣认为:如来施教,但欲使人为善,心惟一于善而无纤芥之恶。何谓行善?朱棣作了解答:“夫为善者,为臣为忠,为子为孝,”“所谓为善者,忠于君上,孝于父母,”“遵王法,谨言行。”故“人道莫大于为善,为善必先于忠孝。”

朱棣讲得十分明确,信佛即要行善,行善即要忠君孝亲。何谓“恶”?朱棣说:“不忠不孝,即为大恶。”如此,朱棣便将佛教的“为善弃恶”,与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忠孝仁义、三纲五常紧密地结合起来。

为证明“历观已往,具有明征”,朱棣还编造了一些报应事例:某人生前不忠不孝,不敬佛道,死后有人见他在路旁被“*神以征”,朱杖鞭之”;某人生前忠孝,敬奉佛、道,死后有天人下界“散花尸上,以手摩挲之”,且“得升天堂,受诸快乐”。

朱棣以此说明“诚能发心向上,广布阴骘,至心顶礼,无不立应”。至于那些不忠不孝的“为恶者”,成祖也指明出路,只要归依佛门,改邪归正,即可“超脱苦趣”:“人不忠不孝,能改为忠孝,即是忠孝”;“若执迷不改,必遭刑戮。今王法所诛,皆不忠不孝之人”,“即佛所谓有罪不得不杀,有恶不得不刑”。

成祖并从法律形式,对释道宣传予以保护:着落礼部知道,新出榜晓谕:该行脚僧、道持斋受戒,凭他结坛说法,有人阻挡,发口外为民!钦此。

不过,需要指出,成祖弘扬佛、道,决非号召百姓出家为僧、道。相反,他对百姓出家作了极严格的限制。他曾对礼部大臣说,百姓们要耕地种田,从事生产,才能赡养父母并交纳赋税以供国用。

可僧人白白坐吃不生产,对百姓、国家何益?国家度民为僧,旧有禁令,违者必罪!成祖多次严禁私自披剃,对违犯者予以严厉惩处。如永乐五年正月,成祖将江南*民子弟私自披剃为僧者余人,发配辽东、甘肃等边塞。成祖这些做法,更可证明,他对于佛、道,主要着眼利用释道进行思想统治。

成祖以释道配合儒术及其它统治手段,实际在努力“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阶级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这种“秩序”,即封建专制统治。可以说,朱棣是比较成功地建立起大明帝国的这种封建专制“秩序”,从“永乐盛世”及他死后出现的“仁宣之治”来看,朱棣基本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三、释道二教与边元地区

朱棣即位后,感到处于明帝国西部、西北及北部的藏蒙等少数民族广大区域,远离中央*府,控制起来有不少困难,于是便采取“羁縻”*策,充分利用佛教,以“化愚俗,弭边患”,巩固大一统。

对乌斯藏,朱棣首先安抚其上层贵族,封官赐赏。成祖在乌斯藏(前、后藏)、朵甘(青海、西康)地区封授一大批上自都指挥使、指挥使,下至百户、千户、寨官等各级地方**官员,使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成为明王朝统治当地的*府代表。

成祖还扩大内地与乌斯藏的贸易,“永乐初,上怀柔远夷,递增其数,由是市马者多,而茶禁少驰”。如永乐八年(),只陕西河州卫一地就以茶换得“各番族马二千七百一十四匹”。成祖还屡派大批汉族官员协助乌斯藏众僧王及藏官建立大批驿站,以加强与内地的联系。

乌斯藏为*教合一体制,僧侣享有很大的*治权力。成祖对乌斯藏僧侣集团十分重视,亲自制定僧官制度,规定法王为最高级僧侣,奉明廷敕命,行使地方职权,“忠修职贡”,“管束人民”。各级僧官任免、升迁皆由明廷决定;僧官犯法,也要受朝廷的处分。朱棣即位后,便对乌斯藏各派高级僧侣进行一系列册封、赏赐。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八月,朱棣刚刚称帝,即遣僧智光赍诏谕乌斯藏、朵甘、尼八剌等处,“并以白金、彩币颁赐灌顶国师等”。

永乐六年()五月,成祖敕命于瞿昙寺立碑一通,以大明皇帝的名义给三剌以全力支持,确保其宗教首领的地位与经济特权。永乐十年(),成祖封班丹藏卜为“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封索南坚参为“灌顶广智弘善国师”。

永乐十六年()正月、三月,成祖敕命在寺内复立碑二通:《皇帝敕谕碑》和《御制瞿昙寺金佛像碑》。朱棣在碑文中极力赞扬佛教“阴翊皇度”、“劝善化俗”,并进一步维护瞿昙寺上层僧侣的*教地位;同时宣扬自己的功德。成祖敕封的瞿昙二国师,由其后传弟子世代承袭。

此外,成祖对西宁、河州、洮州、岷州等地少数民族宗教首领中“戒行精勤者,多授喇嘛、禅师、灌顶国师之号,有加至大国师、西天佛子者,悉给以印诰,许之世袭,且令岁一朝贡,由是诸僧及诸卫土官辐辏京师。

其他族种,如西宁十三族、岷州十八族、洮州十八族之属,大者数千人,少者数百,亦许岁一朝贡优以宴赉”。成祖这些策略,使“西番之势益分,其力益弱,西陲之患亦寡”。青海各地上层僧侣协助明王朝抚化部族,劝善化民,“祝廷圣寿,尽忠朝廷”,这对稳定当地社会秩序,巩固明帝国边防,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朱棣除了对藏、青、甘、川的地方权贵和僧侣集团封官晋职,还进行“精神羁縻”。佛教(喇嘛教)在藏族人民中占有崇高地位。朱棣弘扬佛教,搞了一些盛大佛事活动,建造众多宏伟寺庙;在他敕命刻印的大量佛经中,有相当数量是藏区盛行的密教经典,这些密教经典主要是给藏蒙地区刻印的;同时,朱棣还极力宣扬“圣孝瑞应”、“菩萨现应”一类灵验,甚至宣扬自己即为佛之化身。

如藏文史书《安多*教史》即载有当时一种流行说法,瞿昙寺建造之时“持金刚佛虚空显影”,乃“永乐帝之化身”。如是,朱棣便将自己打扮为一位热衷佛教,并颇有功德的“活菩萨”了。这必然深得崇拜佛教的藏蒙权贵、僧侣及广大百姓的好感与信任。因此,成祖即将乌斯藏、朵甘等广大藏区从*权到思想,都较为有效地控制在中央*府权力之下了。正如后来武宗阁臣梁储所言:“西番之教(喇嘛教),邪妄不经。我祖宗朝(指永乐、宣德)虽曾遣使,盖因天下初定,藉以化导愚顽,镇抚荒服,非信其教而崇奉之也”。此语道出了成祖的目的。

永乐二年(),封哈密王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八年()封兔力帖木儿为忠义王。忠义王屡向朝廷进贡,成祖亦予优厚赏赐,如永乐十七年()一次即赐“钞三万二千锭、绮百、帛一千”。又如对土鲁番与别失八里(今乌鲁木齐迤东一带)等地,永乐初成祖即遣使往赐彩币。永乐六年(),其“番僧清来率徒法泉等朝贡。

天子欲令化导番俗,即授为灌顶慈慧圆智普通国师,徒七人并为土鲁番僧纲司官,赐赉甚厚。由是其徒往来不绝,贡名马、海青及它物。天子亦数遣官奖劳之”。永乐七年(),成祖封瓦刺部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永乐十年()封鞑靼部阿鲁台为和宁王。

因蒙古诸部为佞佛的元王室后裔,亦崇奉佛教,故成祖的利用佛教及对蒙古贵族的册封,故成祖的利用佛教及对蒙古贵族的册封,同对乌斯藏的羁縻*策一样,也是力图达到边陲安宁、人心归附这一目的,只是其效果远不及对乌斯藏的羁縻罢了。

四、佛教与对外联络

利用佛教,是朱棣与东方各国进行睦邻邦交的重要手段之一。

永乐四年(),朱棣派内使*俨等去朝鲜迎取佛像,规模十分隆重:“俨等奉铜佛像三座来,用龛十五,分盛火光莲台座具。且将牡丹、芍药、*葵等异花,盛土于龛而种之。作柜用板千叶、铁六百斤、麻七百斤。其佛像火光之龛三,崇广各七尺许,内用隔白纸二万八千张,绵花二百斤,担夫数千人。每至馆舍(此为朝鲜境内),以旧厅事隘陋,令别构新厅于馆左,极其宏敞。”

永乐五年(),成祖派使去朝迎取佛舍利八百颗。朝鲜王“谨备镀金银匣并内玉盒,外用银裹小函盛贮,锁金*罗袱并彩缎造成绣袂包裹,差陪臣李贵龄赍擎,一同钦差官奉进”。永乐十七年(),成祖复遣使去朝迎取佛舍利五百五十八颗。永乐十一()、十七()、十八年(),成祖遣使去朝取印佛经纸共8万张。

永乐十五年(),成祖赐朝“《诸佛名称菩萨歌曲》一百本,《神僧传》三百本”。永乐十六年(),再赐“《菩萨如来歌曲》三百本”,不久又赐《佛曲》一千本。成祖的礼部尚书对朝鲜使臣言:“此《歌曲》不颁于诸国,惟汝朝鲜礼义之邦,且敬爱殿下,故特赐之。”

于是,朝鲜王令京城内外僧众、耆老人等乃至上妓,诵习成祖御制《佛曲》,称赞佛氏诗歌及“皇帝(成祖)崇信获报、瑞应屡现之状”。朝鲜王对群臣道:如有上国(中国)使臣,则沿道经历有诵经者,燕飨歌舞有颂德者。皇帝闻之,必喜我国能体上心。

永乐时期,对东南亚及印度洋沿海诸国的友好往来,最突出者即著称于世的郑和下西洋。

郑和奉命下西洋,历时二十年,到过亚非三十余国。其间,与佛教诸国的来往中也进行了宗教活动。这方面的史料虽不多,但从部分史料中尚能窥其一斑。史载,成祖于永乐三年()派郑和去僧伽罗国行香,并礼请佛牙。年在斯里兰卡发现了郑和永乐七年()二月所立之《布施锡兰山佛寺碑》。碑文中并下面开列金、银法器等布施之物。碑文为汉文、塔密尔文、波斯文三种,然以汉文为主。此碑今存科伦坡博物馆。

成祖之世,“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当时,明帝国在世界东方声誉极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释道活动无疑替他出了力。

五、结语

明成祖朱棣弘扬佛、道,但并不溺于佛、道。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他始终坚持以儒为“本”,以佛、道为“辅”的思想统治。《典故纪闻》卷六载,“永乐初有献《道经》者,成祖曰:‘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经》耳,《道经》何用?斥去之’。”成祖并对侍臣说:“上好正道,则下不为邪,”明确地将儒学视为“正道”。成祖在即位之初,屡对近臣谈及反对诵经佞佛。他认为“世人于佛老竭力崇奉而于奉先之礼简略者,盖溺于祸福之说而昧其本也”。

可见,成祖不允许佛老喧宾夺主而“昧其本”。“朕用儒道治天下”,是成祖贯彻始终的统治思想。为此,朱棣编撰了大量儒学著作“颁行天下”。主要有,《古今列女传》二卷(永乐元年),《内训》一卷、《劝善书》二十卷(永乐五年),《圣学心法》四卷(永乐七年),《四书五经大全》一百六十卷、《性理大全》七十卷等。

朱棣还特为太子编撰了《文华宝鉴》一卷(永乐二年)和《务本之训》一卷(永乐八年)。其中,《内训》、《为善阴骘》、《孝顺事实》诸书,成祖曾命赐诸王群臣。“四书”、“五经”,“性理”三《大全》和《孝顺事实》、《为善阴骘》等书,成祖皆亲撰序文,“命礼部刊刻,颁行天下”,更明令颁于“两京六部、国子监及天下府、州学”。

最后尚须指出,成祖的释道活动固然是大量的、突出的,但在其全部*治统治中则为附属部分。成祖主要利用一整套封建*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来实现其专制统治。使用宗教,弘扬佛、道,仅为其*治统治中之一少部分而已。

参考文献：《典故纪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