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明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和资本主义萌芽

（——年）

明朝是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在明朝封建社会的君主专*体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对社会经济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明代也是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时期，资本主义的萌芽就是在此一时期产生的。要使学生掌握厂卫制度、卫所制度、靖难之役、土木之变、一条鞭法和八股文等名词；弄清郑和下西洋的经过及其意义；弄清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背景和发展缓慢的原因；弄清明代中后期宦官专权的情况及其危害；分析明初加强专制统治的措施；对张居正改革进行评价。

重点：明代封建专制制度的强化及影响，明中期的张居正改革，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明代的对外关系和所面临的新的国际环境，明末农民大起义的作用和失败的教训。

明朝是中国古代三个鼎盛王朝的最后一个，年建立，到被清灭掉，共历16帝，计年。但因建文帝与明成祖争位，成祖即位后除建文年号，故有十五帝之说。

第一节明朝的*治兴衰

一、明初改制与专制集权的强化

明初因袭了历代的传统、但其突出特点是使集权、专制都达到极端强化的程度，有“极端君权”之谓。

1、行省的改制和丞相的废除。明初中央和地方制度多沿用元朝旧制。中央设中书省，设左右相国，下辖吏，户，兵，工等六部；在地方上设行中书省，总管地方*务，由平章*事，左右丞相总领。

年，改革行中书省。废行省名号，设“承宣布*使司”，置左右布*使，主管行*、财*；设提刑按察使司主刑法；都指挥使司管*事，号称“三司”。事权分散，，互相监督，削除了地方割据的因素；分化事权，最后皆隶属于中央。

洪武初设十三个布*司：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两个直隶州：南京（包括江苏、安徽）和京师（包括河北），称南直隶、北直隶。布*司下设府县。

丞相制的废除。这是加强专制主义的突出措施。明初中书省的左右丞相即是中央“百司”的纲领，又是地方“郡属”的总率，百司和地方有奏章必先“关白丞相”，再奏闻皇帝。年，设“通*使司”主管章奏，以夺丞相的封驳关白之权，此乃削弱相权的一大步骤。接着发生了两起丞相专权谋反案，朱元璋以此为借口于年废除丞相一职。

中书省与丞相职废除后，抬高了六部的地位，六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对皇帝负责。中央大权直接集皇帝一身，专制主义大为加强。又设立诸殿阁学士协助皇帝处理*务，用地位低、文才高的文人充当顾问，协助皇帝起草诏令，批阅奏章，但不能决断，只能秉帝意办事。

同时，为纠察百官善恶，防止阴谋犯上，设立了监察和特务机构。监察——初称御史台，洪武十五年称都察院，都察院的左右都御史专职弹劾百官；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弹劾地方官员，监察御史品低权高。

特务机构——锦衣卫，下辖南北镇抚司，密辑盗贼奸。北镇抚司还管刑狱，专管皇帝下令审察的案件。

2、兵制：明初由大都督府管辖中央和地方的*队。洪武十三年，分五个都督府（前、后、左、右、中）分辖京师和地方*队。出征时由皇帝发令，兵部出将，出征前由皇帝给将官“印信”，战后将“印信”交还，士兵仍回原地驻守。

*队编制，从中央到地方都设卫、所。

各府县卫所归各布*司都指挥使管辖，各都指挥使又归中央五*都督府管辖。

京都的卫*分两种：一是京*三大营，为全国*队的精锐；二是皇帝亲*，前者归五*都督府管，后者常由太监统领直接听令于皇帝。

3、刑律。洪武六年以唐律为蓝本，制订《大明律》，洪武三十年正式颁行。

为具体解释《大明律》，洪武十八年以后还陆续把当朝官民的犯罪和处罚实行编册，称《大诰》及续编，三编，令“家家有此一本，臣民熟观为戒”。

4、学校和科举

学校——中央学校称国子监，生员有官生，即功臣、官僚和少数民族子弟；有民生，即民间推荐。地方学校称府州县学。还有民间办的乡间社学。学习的课程主要是四书、五经，大明律等。国子监结业后可直接做官。而州县学以下的生员须经过科举考试才能取得做官资格。

科举——定制后三年一科，考试专以四书五经命题，四书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文章格式为八股文。参加考试者，须是府州县学的生员。

川县学生经州县级考试通过，称庠生、秀才，有了参加进一步考试的资格。

乡试（大比），三年一次，秋11月初九，十二、十五；朝廷派官，在省城举行，称“秋闱”，中者为举人，第一名为解元。

会试，举人参加，在乡试第二年二月，称“春闱”，礼部主持，在京城举行，考中者为贡士，第一名为会元。

殿试，贡士（或部分）参加，在皇宫大殿举行，皇帝主持，考中者为进士，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

各级正式考试，中者即可为官，并可以做显官，荣耀门庭。渐渐地靠恩荫补官或国子监监生做官的就被人歧视，这部分人也参加科举，到明中叶以后，国子监已名存实亡，全以科举取人了。

5、整顿吏制的补充措施

朱元璋建明后，在应天府收罗地主上层人物人到南京做官，洪武三十年又在江南地区把有地七顷以上的地主户编成专册，以备分批召见录用。朱元璋在破格提拔地主富豪的同时，对地方豪强的镇压也是很严厉的。

一是镇压豪族。

二是大搞文字狱。

三是严惩贪污。

通过以上这些制度、措施，就使明初专制得到了强化，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治比较清明。

6、靖难之役与集权专制进一步强化。

朱元璋实行分封制，对二十四个儿子，一个从孙共25人分封在北方。朱元璋称吴王时，即立长子朱标为“世子”；但朱标早死，其第二子朱允炆立为皇太孙。朱元障死后，皇太孙继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帝即位后感到诸王“多不逊”，在齐泰、*子澄诸大臣的支持下开始“削藩”，引起燕王朱棣的反抗，南下攻南京“清君侧”，自称靖难*。自建文元年（）至四年，攻下南京，惠文帝逃跑失踪，朱棣入主称帝（明成祖）改元永乐，是为“靖难之役”。

明成祖继位后，继续采取了一些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其一即为继续削藩。其二，设立内阁。太祖时设华盖殿、文渊阁等学士，给皇帝当顾问；永乐时选文职官参与机务，称“内阁”，后设内阁首辅，类似宰相，设内阁大学士，兼六部尚书；但不是法定权力机构，权力大小由皇帝决定。其三，恢复使用锦衣卫，又设“东厂”由宦官掌管。其四为加强对北方的控制，加之朱棣原封地在燕云一带，于永乐十七年（）迁都北平，改称北京。

二、明中叶的社会矛盾

1、内阁倾轧。

内阁自成祖时出现，到宣宗时正式定制，但一直不是执*机构。随着大学士兼六部尚书，实权固定，权势渐重。英宗继位时仅九岁，太皇太后听*，掌实权的是内阁大学士“三杨”，内阁的权势进一步加大。后来规定，内阁设首辅、次辅、群辅，以首辅主“票拟”，统辖内阁；而内阁学士兼六部尚书，首辅的权限已与丞相的不相上下了。

明武宗死后无嗣，由堂弟朱厚璁继位，是为世宗，在立庙时，如何称呼生身父母，引起争议。首辅杨廷和主张，世宗应尊其伯父、武宗之父孝宗为皇考，生父为皇叔考。嘉靖帝大怒说：“父母可更易如是邪”，张璁等人为迎逢皇帝心意，主张其生父为皇考，孝宗为皇伯考，并尊生母为圣后，结果张璁得宠，升任首辅而杨廷和被免职。

张璁任首辅后，“颐指百僚，无敢与抗者”，但多数大臣都因“议大礼”事件暗中与之对抗，结果形成了以礼部尚书夏言为首的反对派。嘉靖帝也疑心张璁专权，就免其职，而任用夏言为首辅。

夏言任首辅后，拉帮结派，引同乡、同僚进内阁。其同乡之一严嵩就是被夏言引进内阁的，作为夏言的门客，严嵩表面对夏言顺从，内心则想取而代之。此时河套地区有外族入侵，严嵩乘机上书皇帝，说夏言轻起战端，结果夏言被杀，严嵩升任首辅。严嵩任首辅长达十五年。严嵩是被徐阶参劾而取代的。

徐阶任首辅时，引进东宫同僚高拱为大学士，嘉靖帝死后，穆宗继位，高拱开始与徐阶争权，两年后取代徐阶任内阁首辅。不久，高拱又被徐阶的门生张居正取代。

2、宦官专权。明太祖鉴于汉唐宦官专权的弊病，在强化专制集权的同时，对宦官的防范是很及时的。但到明成祖继位后，成祖觉得家奴比大臣可靠，开始重用宦官。成祖以后直至明亡，宦官专权一直是难以克服的内患。

宦官有二十四个衙门，其专权的方式有三种：一是“批红”，即记录皇帝的命令，代皇帝批阅奏章，裁夺“票拟”意见，此事由司礼监秉笔太监办理。二是插手司法，明太祖设锦衣卫，纠辑谋反者，由大臣掌管，成祖时加设东厂，成化时加设西厂，正统时加设内厂，由宦官掌管，专门纠察各级官吏的“犯上、谋逆”行为，直接对皇帝负责。英宗时，还派太监审理大理寺狱囚。三是插手*事。代宗、英宗时，京师设“团营”护城，即由宦官节制，并到地方监*，掌握一部分*权。

经济上——皇庄、王庄增多和剥削的加重。皇庄是以皇帝名义掠夺土地，设置的庄园，地租收入归皇帝；同时还有王庄，即以封王包括公主、驸马等名义建立的庄园，地租收入归封主。皇庄的土地多数出租，田租称“庄田子粒”，规定不超过三分，实际都超过。加之庄田由太监或*校代管，仗恃欺人，对耕种者的剥削、压榨更加深一层。

尤为重要的是，皇庄庄田的增多，是伴随着整个社会上富豪兼并土地的日趋激烈、土地集中的加剧进行的；皇帝、亲王、官僚、富豪诸兼并力量交织在一起，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福建一些地区十之七、八的土地被外地地主占去，本地农民成了佃农。

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也破坏了屯田制度，从王侯到大地主，都用种种办法侵占屯田卫所的土地，明初*粮主要靠*屯供应，到弘治时只能从国库支付了，这不仅影响了国家的财*收入，也削弱了边防力量。

皇庄、王庄土地不纳税，屯田破坏也减少了财*收入；而皇室消费也有增无减。财*收支逆差增大。嘉靖以后每年财*亏空达数百万两，积累已超于零。

总之，明朝中叶*治上内阁倾轧、宦官专权，经济上土地集中加剧，剥削加重，从统治阶级内部到国家与臣民、地主与农民之间，矛盾一直很明显，整个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三、张居正的*治改革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人。隆庆元年（）在内阁倾轧中取代高拱升为内阁首辅（共16年），他清醒的认识到明王朝的危机现状，利用内阁首辅的权力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吏制方面，针对当时官吏虚声窃誉，纲纪不肃，法度不行的状况，想出了“考成法”。定期考核官史的*绩，“用舍进退，一切以功实为准”，强调“用人唯才”，淘汰了一批冗官。边备方面，从居庸关到山海关的长城上修“敌台”三千座，用名将戚继光守蓟门，李成梁守辽东；同时又在大同，宣化等城搞茶马贸易，保证双方的正常交往。

但由于张居正的上台原因等，决定了他在吏制方面不能进行有效改革，内阁倾轧无多大变化，对宦官势力的抑制也很少，不久又出现了东林*、阉*的问题，朝*仍很混乱。只是在整顿边防方面由于措施具体有力，收到一定成效，北部边疆得以维系二三十年的安宁。

四、明后期社会矛盾的激化

万历九年张居正改革，使明清的形势略有好转。但由于张居正的改革措施触犯了大官僚地主的利益，加之内阁首辅的相互倾轧，引起朝野的强烈反对，改革第二年张居正病死；一些大臣指责张居正贪污受贿，万历帝令抄其家产，约*金万两，白银十万两，故罢官削爵，并将改革的许多制度废除，使明王朝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

1、东林*与贵族集团。自万历以后，内阁首辅之争被*派集团的争斗所代替，朝廷中*派林立，一类是贵族大地主，当权派攀附于皇族，一类是代表中小地主，在野人士和工商阶层利益，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两*在争权上直接冲突，在*治主张上也互相敌对。

东林*是万历年间形成的。直接的原因是“争国本”问题，万历帝欲立宠妃郑贵妃之子常洵为太子，顾宪成要求立长子常洛，惹怒万历帝，罢官回故乡无锡，在东林书院聚众讲学。一批在*治争斗中失败的官僚士大夫也集于此，渐渐形成一个宗派，称为“东林*”。

东林*人多是在野的官僚士大夫，其对立面是执*的以万历、郑贵妃为首的大官僚阶层。尽管万历帝被迫立长子常洛为太子，东林*人被重新招回中央任职，但他们仍旧与腐朽的皇室为代表的大官僚阶层对立。东林*人在中央力争掌握具有弹劾权力的官职和具有任免官吏权力的吏部官职，压制旧官僚。东林*人主张，第一，反对大贵族官僚的掠夺，特别是矿监、税监；第二，要求给整个地主阶级，特别是中小地主以权力，“公天下以选举”。

东林*在朝期间，发生了著名的三案，一是廷击案，二是红丸案，三是移宫案。因此三案就大力压抑郑贵妃一派，重用东林*人。东林*人占据了中央的几乎全部要职。

2、东林*与阉*

郑贵妃一派失势后，又兴起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与东林*对立。魏忠贤为太子由校所宠，由校继位后，魏忠贤也逐步掌了实权。

魏忠贤与原渐、宣、昆*等结成一派，既是秉笔太监，又掌握东厂，远近亲戚，皆列公位，被封为“九千岁”。与此同时，又利用权势打击东林*人，将东林*人从中央要职上罢免下来。此时东林*的首领杨涟等人上书皇帝，罗列魏忠贤二十四项奸恶，引起阉*对东林*的镇压。

在魏忠贤杀戮东林*几尽的时候，熹宗病死，阉*失去了依靠；东林*人乘机拥立信王、熹宗堂弟由检继位，是为崇祯帝。崇祯帝压制魏*。东林*重新得势。

3、农民的彻底破产。嘉靖年间曾下令取消皇庄，但名亡实存，到明末崇祯时，更进一步扩大。其它官僚富豪也大肆扩大土地，占地多者千顷，少者不下五七百顷，土地集中程度超过以往任何一代。

同时，官府的剥削也加重。除一条鞭法外，自万历年间起，额外加派便不断增多。对农民搜刮的同时，还加紧对工商业的搜刮。除正常商税外，又加上矿监的压榨，有增无减。

明后期内部混乱，东北有清*袭扰，各地旱灾不断，人民流离失散。北方许多乡村十室九空，幸存者也都成为流民，逃难四方。崇祯继位后，有心整顿朝*，但已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自万历年间，各地的农民、市民、士兵反抗，起义便接连不断，同时，白莲教再度活跃起来，万历年间浙江、福建、广东诸地有以白莲教名义发动起义者；各地出现了名目众多的会社。总之，崇祯时全国社会矛盾激化到顶点，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可避免地暴发了，明王朝的统治也接近了尾声。

五、李自成起义和明朝的灭亡

1、起义爆发和发展（-）

陕北澄县王二于年起事，揭开序幕；次年高迎祥，张献忠在陕西、甘肃“蜂起”。高迎祥称“闯王”，李自成年投奔高迎祥。年7月，高迎祥死，李自成继称“闯王”。

2、农民*权建立到起义失败（-）

在襄阳（年改襄京），李自成称“新顺王”，转战夺取西安，年正月在西安（西京）建大顺*权。三月十九日攻克北京，崇祯自缢万岁山。明朝亡。李自成进北京后，自称大顺王。

吴三桂降清，李自成才亲自带兵征讨，四月二十一日到达山海关，激战两天，处于胶着状态，当吴三桂将失利时，清*多尔衮突然袭击李自成，李自成*败返回京。李自成返回北京，引起慌乱，危机之中。李自成等人只好决定撤出北京。于是在四月十九日匆匆在武英殿登基称帝，第三天（三十日）即撤离北京。李自成撤出北京后，经保定进入山西太原，从陕西撤到湖北襄阳，又撤到武昌。年4月，从武昌南行到通山县九宫山，被地主团练袭击而牺牲。

清*转而进攻四川的张献忠。在李自成称帝，退出北京半年后，张献忠也于年10月在成都即大西皇帝位。年11月，在成都北面的凤凰坡，被清*袭击，张献忠牺牲。

第二节明朝的社会经济

一、明初经济的恢复与赋役制度的整顿。

元朝后期以来社会经济凋蔽，尤其元末长期战乱，给生产造成很大破坏，明初南北各地呈现人少地旷的境象。明太祖为巩固其统治，倡导勤*爱民，恢复生产，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1、恢复经济的措施

一是缓和人身依附关系。明初以诏令的形式，规定平民百姓因战乱而成为奴婢者“即日放还”，有敢继续收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从良”。并由朝廷出钱将因饥荒典卖的子女赎回。官手工作坊虽沿用元代实行匠籍制度，但已不终年服役，而设轮班匠和住坐匠，都规定一定的服役时间，此外可以自由营作，对劳动者的人身控制松弛了。

二是奖励垦荒。针对当时荒田多的情况，令各处农民自由垦荒、垦后即为永业，永不起科（后渐渐起科）；招抚流亡，劝流民回乡，并规定“外逃回乡，人给地十五亩，蔬地二亩”。

三是实行*民商“屯田”。这三种屯田效果很显著，据史书记载明代屯田数占耕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以上。

除上述三项主要措施外，还组织兴修水利，疏峻大运河，鼓励农民种植经济作物，规定有地五亩以上须种桑、麻、棉各半亩，多者加倍，并推广植棉法等等。

农业上洪武时耕地达三百千余万顷，粮食，棉花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均有增加。

手工业方面，发展最快的是纺织业，特别是棉纺业，江南是棉纺中心。制瓷业，元以前为青瓷、白瓷，明代开始出现彩瓷。此外，还有造船，冶铁等等。

商业方面，南京，北京，苏杭九大商业城遍布全国，京城设商人存放这些货物的“榻房”，大市镇设税课司局。并前后铸造两种铜钱：大中通宝钱和洪武通宝钱，又有纸帛“大明宝钞”。

总之，明初社会经济恢复发展较快，建明二、三十年间，经济已恢复到前代的水平，为中叶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2、赋级制度的整顿。创行了以下几种制度。

征发赋税的鱼鳞图与粮长制。为掌握各处耕地数目，防止脱漏，朱元璋派人在各地丈量耕地，“编类为册”绘成图，其形状如鱼鳞，故名。在按鱼鳞图征税时，洪武四年始，又在南方一些地区创行了粮长制，办法是随税粮万石为一区，选该区富者为粮长，专督其区税粮并运送至京师。及时运粮至京师者，常蒙皇帝招见，甚至授官，称“税粮人才”。但粮长制实行不久，便与官吏勾结，上下齐手，欺压百姓，甚至干预行*事务。

鱼鳞图，粮长制都是征赋税的组织工具。明初的税制沿用唐宋，夏秋两征，称夏税秋粮；交本色粮，交他物称“折色”。本色夏麦秋粮，民田一般亩征三升三合，官田五升三合，另外，有所谓“重税区”，除了富裕地区，主要是明初朱元璋对原来的张士诚等统治区敌对势力的报复；达八升五合，乃至二、三石。

征发徭役的里甲制和*册。明初分全国民为*民匠灶四类（灶历盐户），各著专门户籍，不准改行，并予以行*编制；城镇曰坊，近城曰厢，乡下为里甲。同时，还编了户口清册即*册：每户填报姓名、丁口、年龄、田宅、资产、里长汇总后上呈县；并将鳏孤独附后称畸零户。县州布*司（省）层层留底，汇总，最高呈报中央户部。每十年一更换，以适应人丁等变化的情况。

明初徭役有三类。均工夫役（即均徭）、里甲正役、杂役。三种徭役均与资产、丁口有关，按丁产编为上、中、下三等户；十六至六十男子为丁，按丁分别科派。

总之，鱼鳞图册是全国土地清册，辅以粮长制以征税粮；册是全国户口清册，辅以里甲制以征税役。二者相辅相成。

在手工业方面，明初仍有匠籍制度，手工业者服官府作坊称轮班、住坐两种。轮班—般每三年一次，每次三个月；住坐——每月服役十天。均可出资代役。

总之，朱元璋在明初三十年间，能从维护长远经济的目的出发，针对元末以来战乱灾荒、经济衰退的情况，实行一些发展生产，减轻税役的措施和制度“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实际上是在推行与民休息的*策。但同时，官僚富豪都在无节制地侵吞田产，大量占有佃户，自明初，土地兼并，农民破产流亡即很多。

3、一条鞭法的创行

明朝初年税制沿用唐宋两税法，徭役也模仿唐宋旧制。到明中叶以后，赋役制渐渐的出现混乱。

嘉靖九年（），内阁大学士桂萼提出了“一条鞭法”，嘉靖时曾在一些地方试行，如海瑞等在浙江，应天府等地试行，但由于户部尚书等人的反对，一直没有大规模推行。张居正执行时将各地的摇役改革方法与赋税改革方法合并，整顿为一条鞭法，于万历九年（）推行全国。

概言之，即把各种徭役合为一综，如鞭绳诸股合为一条。具体讲，有以下三个要点内容。

1、赋役合并，按田亩征收。

2、田赋征银，徭役出钱。

3、官府征收，废除粮长。

一条鞭的推行，杂派在一定范围内减少，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也使国家的财*状况有好转。

二、明中期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

商品经济发展的前提之一，是手工业原料生产“区域性分工”。很多地方或因自然条件，或为商业利润的诱惑，渐渐的转为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粮食为辅了；而有些地区（主要是偏僻地区）继续以粮食生产为主，但也不是孤立地生产粮食，而是与种植经济作物的地区互相交换，粮食越来越商品化。在手工业生产原料上，也存在地域性分工问题。

家庭生产结构的变化。自古以来，中国农村的传统经济结构是男耕女织的个体家庭。在明中叶的一些生产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发达地区常有作坊，统一发货收货，而由雇工在家自行生产的情况，而不全是集中在一个大作坊中集体生产；为了生产更多的产品，家庭生产时不再是只有女人纺织，而男人也参与纺织，特别是轧花，巢丝等较重的体力活。小农家庭形式依旧，但已被市场的力量控制住了。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下，自古以来的商品经济中心的大城市，在明代仍很繁华，南京、苏州、杭州是经济中心；北方：北京、开封、南方的广州、成都也很繁荣。特别在东南一带有著名的“苏松杭嘉湖”五府即五个城市，多以纺织业为主，兼以其它行业如造纸、制瓷等，近代著名的江南中等城市即是由明代以来的商业市镇发展起来的。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另外两个有关的问题，也应提一下。

一是商人会馆的出现。

二是白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

（二）自由雇佣劳动——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标志

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标志和指标是自由雇佣劳动。明代雇佣劳动使用在农业和手工业两方面，考察其变化也须由此入手。

1、农业雇佣劳动的变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农业集约化程度提高，雇工进一步增多。明朝法律规定，长工“立有文券，议有年限者，以雇工人论”，与雇主之间有一定的主仆名分，雇主殴打长工不问罪，打死后只“徒三年”。而短工、忙工则与之不同，“只是短雇（日、月），受值不多者，以凡人论”，即与民户地位相同。可见，短工所构成的雇佣关系接近于纯经济关系了。

与农业雇佣劳动的变化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到明叶以后出现了“永佃制”，进一步固定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使用权与所有权开始正式分离。永佃地主土地的农民一旦富庶，不必退佃，而是可以转雇或佃，从而形成介于地主与耕者之间的中介人，即农业资本家的刍形。

2、手工业雇佣劳动的变化。明代官手工业匠户生产，分住坐、轮班两种，成化时开始规定缴代役“班匠银”，由官府募人充役，匠籍虽然没有度除，但手工工匠对官府的隶属关系减弱了。在私营手工业作坊中，各种类型的雇工较前明显增多，人身控制松弛，甚至观察不到明显的人身依附关系了。

总的看来，明代中叶以来，农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力数量较前增加了，人身较前自由了，并且这种变化又是与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变化相适应的，在此基础上便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三）江南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在地域和行业上表现是不同的，最明显的是在江南丝织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途径。一是从小手工业者分化出未来的资本家，一是商业资本支配产业成为资本家。

1、小手工业主分化出未来的资本家。2、商业资本支配生产。无论是手工业者分化出的作坊主，还是大商人支配生产，都构成了与封建生产关系不同的新的剥削关系：一方面是为谋利而生产的有资产者，一方面是出卖劳动力过活的雇佣劳动者；其雇佣关系以经济关系为主，没有明显的人身控制；作坊主、大商人的经营目的是为出卖获利，不是自己消费。显然，这是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特征的雇佣关系。

（四）官府压制——资本主义萌芽的阻力之一

资本主义萌芽，从产生之日起即受到封建制度多方面的阻挠。

首先是重视盘剥。商税自古即是财*税收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府更是重视商业税收。在明代，仅就纺织业而言，官府实行“领织制度”，即令作坊为官府组布帛，由官府提供原料，织成后按量付酬，但规定的价格比市价低，又常无故拖欠扣压，作坊主常有因此破产的。其它行业如矿业，官府除严禁私人开山以使官府垄断矿产，交矿税外，还常派矿监、税使到各地去。矿监、税使每到一地，明抢暗夺，无恶不作，常使一些工商业者因此破产。

其次是通过行会来限制。行会是手工业者的组织，按行业而组合，故得名。行会自唐即已出现，但还是官府征派税役的工具。行会是由官府任命组织的，由行头负责支应官府的征派。甚至有的地方雇工的应募也得听从“行头”的调派。

官府阻挠工商业，直接目的是为了营利，增加税收；但本质的原因是自然经济对商品经济的敌视和压抑。自然经济观念借助于*权的力量来阻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就使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极为缓慢，不象西欧中世纪后期那样，萌芽出现不久便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第三节边疆各族与边疆的治理

明朝对边疆的治理是在元代版图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因为元人善攻不善治理，明代才设置了比较稳定的机构；明代的边疆各族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和各民族的进化，与内地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将明清结合起来看是奠定中国疆域与布局的完整过程。

一、蒙古族与北部边疆

元朝灭亡后蒙古贵族返回漠北不久，分为三部：西——额尔齐斯河和准葛尔盆地的瓦剌部，中——鄂嫩河、贝加尔湖以南的鞑靼，东——西辽河一带的兀良哈部。仍然过着游牧生活。

明初与诸部没有大的冲突，也无密切联系。最早发生冲突的是北面的鞑靼人。明成祖永乐七年，阿鲁台擅权时，明朝使者郭骥被杀，引起明*讨伐，被鞑鞑*打败；成祖率五十万大*亲征，打败鞑靼人，迫使阿鲁台称臣，但不久又反叛，引起明成祖四次亲征。第四次亲征时明成祖朱棣病死在途中。

由于明成祖称燕王时与兀良哈部关系较好，靖难之役时，兀良哈部曾出兵从征，立有*功，成祖继位后封兀良哈各部首领以*职，并赐与耕牛农具，关系比较融洽。关系最紧张的是西部的瓦刺。瓦刺人在明初分三部分，其中马哈木部最大，明朝封马哈木为顺宁王。马哈木以明朝原封鞑靼部阿鲁台为名，发兵攻内地，被明成祖亲征打败。马哈木死后其子脱欢统一了各部，又统一了鞑靼部，脱欢尊鞑靼首领为汗，自称太师，沿袭顺宁王，掌实权。脱欢死后，其子也先继太师位，梦想“求大元一统天下”，效法成吉思汗，忽必烈，向中原扩张。

此时已是明中期，英宗在位，太监王振专权，朝*腐败，边备松驰，明王朝以“通贡”厚赐来安抚瓦刺人，成为明王朝的沉重经济负担。王振粉饰太平，凡瓦刺人所请，无所不给，使瓦剌人的胃口越来越大。有一次，瓦刺人来京贡马，明朝按来人数赏赐，瓦剌多报为三千五百（实际二千五百），王振怒，令礼部按实口给赏，引起也先的反叛。正统十四年（）也先发四路大*南征，并亲征大同；大同告急“边报”一天十几次送到北京，王振挟英宗亲征，毫无准备即带五十万人迎击瓦刺，经宣府西行，刚到大同，发觉其它地方接连陷落，大同成了孤地，便急忙退兵到宣府。也先率*追赶，又奔怀来城，行至离城二十里处的土木堡时，王振以随行物品未到而等待，没能及时入城，被也先围在土木堡，也先先议和，英宗许之，准备出城转移，刚一移营，也先即率*杀入，官*死伤大半，王振诸人被敌*所杀，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

英宗被俘后，在敌营写信给怀来守臣，守臣送到北京。当时京师兵不及十万，人心动乱。太后、皇后没了主见，大臣请迁都南京，学士于谦力拒，说：“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独不见南渡乎？请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三天后，太后见英宗无音讯，即令成王朱祁钰总百官，又立为帝，即景泰帝（代宗）；于谦为兵部尚书，负责守住京师，十月也先进攻京师，于谦率*抵抗，大败瓦刺*；也先以杀英宗要挟攻占北京，于谦提出了“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也先阴谋未能得逞。

后来也先又数次进逼北京，均被打退，第二年也先与明议和，放回英宗。英宗以“太上皇”名义住在南宫。八年后，代宗病危，在宦官曹吉祥和原主张迁都的徐亨等人的支持下，英宗重新登基，史称“夺门之变”或“南宫复辟”。英宗迁怒于谦“社稷为重君为轻”，杀于谦，现北京仍有“于忠肃公神祠”（东单内）。

后来瓦刺部发生分裂，也先被杀后，势力衰落，东部鞑靼势力崛起。到嘉靖年间，俺答汗强大起来，又南下进攻大同；后鉴于力量不及，与明修好。俺答汗死后，其妻三娘子掌权，与明和好，封忠顺夫人，三娘子掌权后，明与蒙人民在张家口，大同等开马市，官民交易，没发生大的冲突。

为了防止蒙人的再度袭扰，明*府也趁和平时期修筑边城，先后设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苏州、太原、固原九个要镇，史称“九边”，有重点地把守，同时又整修长城，现存的长城即是明中期为防蒙人而修筑的。后蒙人附于女真（满人）

二、藏族与西南地区

今日藏族居住的西藏，明代称乌斯藏。明初分为几个互不统属的几个*权，最大的是帕木竹巴，为元代十三个“万户”之一，明初派使者入藏，与帕木竹巴*权取得联系，其头目称“监藏”，时为章阳加沙，被明封为“灌顶国师”（洪武五年），次年章阳加沙派使入贡。成祖时又封其它*权首领为“王”，设指挥使司、宣慰司、元帅府、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

西藏当时的*体是*教合一，喇嘛教主掌实权。喇嘛教又分为很多教派，有红教、白教、花教等，与元代一样，奢侈腐化，后从青海藏人中兴起格鲁派，称*教，学行并举，不娶妻，不与世俗争权，迅速发展，其教主为宗喀巴；宗喀巴死后其两弟子根敦朱、凯朱杰为“呼毕勒罕”（化身），传其衣钵，称班弹一世，达赖一世。万历时，三世达赖与蒙古的联系加强，长期驻西宁；同时上书给内阁首辅张居正，请万历帝批准其在西藏的地位。明末，达赖五世和班禅四世借助蒙古人的力量推翻原在西藏统治的花教派，掌握了西藏*权。现传至十六世，班禅在北京，达赖在印度，以达赖为主，与明王朝联系密切了。

终明之世，西藏掌权的教派都受明王朝册封，常到京朝见，有时一次来数百人。明王朝除赏赐之外，还在今甘肃，青海、四川诸地设“茶马互市”。

三、畏兀族与西北边疆

明初天山南北是畏兀人居住的地区，由察合台的后代统治，分裂为许多封建*权，最大的是于阗和别失八里，彼此纷争攻掠，但与明无冲突。洪武二十四年，别失八里的首领（汗）遣使向明朝贡马；永乐二年明*占据通往西域的要道哈密城，册封其王为忠顺王，以后历代都受明王朝册封，到宣武时，畏兀族向明王朝称臣的达七八十部。

但十五世纪中期，吐鲁番部兴盛，兼并领近部落，攻占哈密等地，控制了河西走廊。

四、苗、瑶、壮、彝、高山等族

明代云贵、两广、四川、湖广一带居住着苗、瑶、壮、彝等少数民族，多数尚处在奴隶制时代。元朝时，由当地首领统治，称“土官”，受中央册封。

明*府在云南、贵州设立布*使司，有计划地裁减土官，在一些地区保留土官；在一些地区派出汉人任职，称“流官”，土流兼治；后又采取镇压和提升“士官”为流官的办法，实行“改土归流”；以达到逐步加紧控制这些地区的目的。但明*府的搜刮，特别是流官的贪婪，常激化地方与中央的矛盾。但一直没闹大的分裂。

高山族后住在台湾岛，在明代称“番”，为农业民族、兼营渔猎，在明代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

明代有越来越多的东南大陆的汉人渡海到台湾，包括饥民到此垦荒，到明后期，台湾已有汉人十多万。明*府也继续元朝的澎湖巡检司，在澎湖诸岛增加驻*，并派水*每年春冬到此巡查，当时的钓鱼岛，赤尾岛也在澎湖的统辖范围。（有些岛屿无法久住，故无人长期占据，钓鱼、赤尾诸岛迄今与日本有争议，但明朝时应属中国，明人陈促《使琉球录》有记载，清末慈禧还将钓鱼岛赐给盛宣怀）。

五、满族与东北地区

明代，在东北地区居住着朝鲜、蒙古、赫哲、鄂伦、满等民族，其中最大的是满族。满族与金朝的女真是同一民族的不同支系，明代的满族在明初仍称女真，因未进中原而没被同化，一直是在东北的一部分。

由于在东北广大地区（不限今天东北的范围），女真各部发展情况不同，形成了三部：最北部乌苏里江流域的称“野人女真”，中部松花江中游的称“海西女真”，南部长白山，牡丹江一带的称“建州女真”。明初永乐年间，设奴尔干都司（元“征东元帅府”旧址在特林，今苏联尼古拉耶夫斯吉，即庙街一带），统辖女真部，又在建州女真地区设立建州卫，建州左卫（左卫的指挥使猛哥帖木儿即清皇室的祖先）；英宗正统时，又设右卫，是为“建州三卫”。与奴尔干都司一起，统辖西起鄂嫩河、东至库页岛，北抵外兴安岭，南至日本海的广大地区。明*府派兵轮番驻守，并派使者巡视，如太监亦失哈以钦差大臣身份巡视努尔干都司，在治所特林修永宁寺，并立碑（敕修永宁寺记、重修永宁寺记）。明还在东北设几十个驿站，以传达*令。

明初女真三部均处在奴隶制阶段，到明后期各部又因发展不平衡而分裂混战；但经济的发展又形成了统一各部的基础。到十七世纪初，努尔哈赤就统一了女真各部。

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是建州左卫批挥使猛哥帖木儿的后代。他的祖父和父亲均在万历十一年与明辽东总兵李成梁的战斗中死去。此次战事是建州女真苏克苏护诃部首领尼堪外兰挑起的，努尔哈赤的父祖以十三块遗甲起兵，立志讨尼堪外兰报仇，三年后擒杀尼堪外兰，接着又开始了征服诸部、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先后统一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兼并了野人女真的一些临近部落，以及附近的其它民族部落。到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即汗位，建国号大金（后金）。努尔哈赤就是后来的清太祖。（继承女真金朝，“爱新觉罗”意即女真金朝的遗族，故称“大金”）。

后金建立前后，女真各部仍处在奴隶制阶段。努尔哈赤整顿了各部，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措施。尤其是创立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措施，如八旗制度。

原来女真人游猎时，每十人为一单位，各交一只箭给头目，称牛录，头目称牛录额真。努尔哈赤在建金前（年）即整顿牛隶，扩充为每牛录三百人；五年录为一甲剌，五甲喇为一固山，当时组成四个固山分别以红白*兰旗为标志（“固山”满语“旗”之意）。到年又增加四旗，以镶红、镶白、镶*、镶兰为标志，前后共为八旗。将全部女真人都编制在八旗之中。八旗制度是**合一的社会组织，兵丁平时生产，战时出征；八旗头目（固山额真）全由努尔哈赤的儿子，侄儿充任，即是*事首领，也是行*头目，最后皆听命于努尔哈赤。（与女真金朝的猛安谋克相似），八旗制度的建立提高了*事战斗力，也促进了本民族社会的进步。

努尔哈赤在统一各部的战斗中，曾受明朝封赏为指挥使，龙虎将*，势力扩展后，以明杀其父、祖，将进攻矛头指向明朝，开始攻占旅顺等地，很快明*在东北处于守势，努尔哈赤很快占领沈阳，辽阳等七十余城。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改称盛京。

第二年，努尔哈赤攻宁远，受到明将袁崇焕的抵抗，努尔哈赤受伤，半年后病死。其子皇太极继位后，避开袁崇焕，从喜峰口越过长城，直逼北京，又被袁崇焕击溃。这时崇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杀害了袁崇焕。崇焕死后，东北地区的明将耿仲明，尚可喜等相继投降，皇太极很快占领了山海关外除宁远之外的全部要地。

年，皇太极在沈阳改国号为“大清”，族名为“满州”以掩盖大金时女真人臣服明朝的历史。，

皇太极建清前后，仿照明朝制度，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权机构；除原八旗外，又设蒙八旗、汉八旗、共二十四旗；同时将正*、镶*、正兰三旗称“上三旗”，由皇太极亲自管辖。

原在努尔哈赤统治时，金又实行“计口授田”，每男丁授田六晌，每三丁合耕官田一响，二十丁抽一兵。皇太极予以改进，设立“庄田”，十三丁为一庄（后压缩为八丁），给田百响，牛七头，八十响白用，二十响交官。这是封建庄园的剥削方式。

在*治经济*事*策的基础上，随着力量的壮大，用招集征讨的手段，皇太极在位时统一了整个东北地区。

第四节明代的对外关系

在明朝仍在正常发展时，西方已开始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度，所以明朝对外关系除与前代相同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外，又加上了一种抵抗外国殖民主义侵略的斗争。注意中国人与外交往中的不同性格和后果。

一、郑和七下西洋

西洋指现在的南洋和印度洋，因在中国的西部而得名（东洋即与日本之间的太平洋）。郑和下西洋，指郑和带领商船队去亚非各国一事。

郑和，小名马三保，回民，祖居云南昆阳。洪武时入宫当太监，侍奉朱棣。成祖在位时，派郑和率船队到各国去贸易。自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的二十余年间。郑和的庞大船队七次出航远行（如第一次有船六十二艘，二万七千余人）。其路线大致为：从苏州到浏家河，或福州、广州出发，经南洋，马六甲海峡，进印度洋，跨越亚非两洲，到了阿拉伯，非洲东岸。

郑和船队远航亚非，尽管所带多为中国的物产名产如瓷器、铁器，丝绸、茶叶和金银等，但为商品出卖的并不多，大部分都赠给国王酋长，施布于寺庙了。目的不是进行交易，而是宣扬明帝国的富庶威力，并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在郑和运航后，亚非很多国家的特使来明朝访问，加强了明帝国与各国的联系。同时，郑和的随行人员还写了不少见闻录，记述所见的地理风貌，人物风俗等，如费信《星搓胜览》，马欢《赢涯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等，是中外关系的珍贵史料。

二、华侨流向南洋

明代东南沿海地区有很多人出海谋生，他们中有因土地兼并无法生存下去而出海的，也有为经商和经办手工业出海的。华人流向南洋之始已不可考，但大量出海则是自明初开始的，他们到吕宋，马来等地侨居，渐渐久居不返，到明后期，在南洋的华侨有十多万人。

华侨在南洋，有的用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从事农业和物业，有的不断从中国贩去瓷器、丝绸、铁器等物品与当地人贸易，对南洋各地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连西方人也说，十五六世纪以来南洋“凡一市镇的成立，必不能缺中国人。彼等即系各种事业之经营者，且工作勤苦而工资低廉”（莫尔加《菲律宾》三四九）。

同时，西方殖民者怀着掠夺财富的目的在南洋剥削当地人民，也剥削华人。华侨与南洋人民一起投入反抗殖民侵略的斗争。如在吕宋的广东人林风率几千人的水*攻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当西班牙总督郎番逼迫华人和吕宋人当兵，继续侵略其它地区时，华人潘和、王民在途中率水*起义，杀死郎番。因此，西班牙殖民者把华侨看成比土著人更危险的力量，野蛮地迫害华侨，如将全部华桥赶出马尼拉，烧毁华侨住宅，前后屠杀华侨两万五千多人。

华侨与土人一起反抗西班牙，西班牙把华侨与土人一起镇压。

三、中日交往与抗倭斗争

自明朝初年，日本就不断派使者来华；明朝也在洪武二、三年接连派人去日本，两国邦交正常。永乐时日本使臣来华，成祖还派官员护送回日本。中日的经济贸易交往也一直在进行，洪武初设宁波市舶司，就是为了与日本交流。日本商人来华后在杭州、南京、扬州等地贸易，商品有刀、剑、漆等，中国商船也到日本的长崎等处，输出丝绸，书籍等，有官方贸易，也有私人贸易，同时双方也在文化方面进行很多交流。

但有些日本“海盗”常劫夺财物，威胁贸易的正常进行，永乐初只好规定双方贸易每十年一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宣传时放宽到“人毋过三百，船毋过三艘”。

1．倭寇骚扰与抗倭斗争。自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即明朝一代，日本正处在南北朝分裂时期，战国时期，封建诸侯割据混战。同时为掠夺财富，又纠集一些没落封建主、武士、浪人和走私商人，在海上武装抢掠，特别是抢夺中国的商船，甚至骚扰中国沿海城乡，被称为倭寇。倭寇骚扰自元末即已开始，洪武初掠苏州、崇明，为明朝守*击退。永乐时，一方面允许和限制中日贸易，一方面加强海防，“量地远近，置卫筑城，水陆设防”，破坏尚不严重。正统已降，国家财*日衰，海防渐趋松驰，倭寇侵扰越来越多，给海上贸易，特别是沿海地区人民的生命安全以严重威胁。如正统四年，倭寇便扰浙江台州一村，“发掘冢墓，束婴竿上，浇以沸汤，视其啼号，拍手笑乐”，造成流血成川。嘉靖时，沿海卫所的战船，哨船，“十存一二”，士兵“十百三四”，凡倭冠“剽掠辄得志”。特别是中国的一些大商人，海盗与倭寇勾结，如汪直、徐海、毛海峰，加重了倭患。嘉靖二十七年明朝派朱纨巡抚浙江，朱纨封锁海面，捕杀通倭海盗，但大商人指使在朝的官僚弹劾朱纨滥杀无辜，迫使朱纨自杀，此后“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头不敢言海禁事”，倭寇更加嚣张。

嘉靖三十一年，浙江台州一带被骚掠；次年又进犯海边的温州，宁波、绍兴、及江苏、上海、南京，“滨海数千里，同时告惊”，甚至打到江北的南京，“杀伤四五千人”（明史本传55）。倭寇攻嘉定城时，驻*逃逸，城内有马八百，两人，率众保城，冲入敌阵，杀死十余人。并流传着许多老少妇幼助战的佳话，如嘉定被袭，守*困睡，一个十岁少年巡城时发现告警，在发警的同时被倭寇杀死。淮北铁匠将自己打造的全部刀剑拿来率众御寇；福建长乐城被倭寇炸崩，全城老幼协助守城，抵挡敌人。

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戚家*是抗倭的主要力量。他看到明*腐败，便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自励，募集勇士，抵挡倭寇。戚家*主要由农民、矿工组成，戚继光倾家资造武器，在内地沼泽湖泊中训练，然后与倭寇交战十余次，平定了浙江的倭患。然后转入福建，与另一抗倭名将俞大猷平定了福建倭患；俞大猷又率*平定了广东的倭患。才使沿海的倭患平息下去。

2、抗倭援朝战争。朝鲜即隋唐时期的高丽，原与中国有藩属关系，宋代渐渐脱离，元朝时期仍在版图之内，明代成了友好邻居。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并且由于特殊的地理关系，成了中国东北的大门，存亡安危利益一致。

万历年间，日本国内分裂混战的形势也有了变化，丰臣秀吉战胜其它割据势力，统一了日本。为了满足封建主和商人们的贪欲，大肆向外扩张，万历二十年（）发动了侵朝战争，战船数百，日*十万，从釜山登陆，很快攻克汉城。朝鲜国王派使向明求援，鉴于日本之意实在中国，明派宋应昌等将兵四万渡过鸭绿江，赴朝抗倭。很快击败日*最精锐的部队，收复部分国土，扭转了战局。丰臣秀吉便以讲和来诱使明*撤*；明朝兵部尚书主和，*队撤回。五年后，丰臣秀吉再次进攻朝鲜，明*府派*入朝，连败日*，日*从海上撤退时，又在釜山附近的海面上与日*展开决战，几乎全歼日本水*，在这次决定性战役中，中国名将邓子龙和朝鲜李舜臣都牺牲了。日*很长时间不再进犯朝鲜。

四、反对葡、西、荷殖民侵略的斗争

自年新航路开辟以后，处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殖民主义者相继涌向东方，开始了对中国沿海地区的掠夺和侵略。（先于南洋诸岛图，又向北骚扰）

正统六年（），葡萄牙人占领了马六甲海峡一带，后便向中国沿海进攻。六年后战船到广东沿海，开进内海，炮轰广州；又进攻广东和福建的其他沿海重镇，被明朝的*队和沿海人民击退。葡萄牙海盗便通过行贿，买通明广东指挥使，将设在广州的市舶司移到澳门；接着在年谎称海船遭遇风暴，借机上岸晒货物；又向明朝的海运副使行贿，以每年二万两白银为代价上岸居住；而后便任意扩大，建筑城堡、炮台、视澳门为殖民地。（但澳门主权仍归明朝，明*府派官吏管理澳门，每年向葡萄牙人收租地税金）。

与葡萄牙人侵略南洋的同时，西班牙人也来到东方，战领了吕宋，并向中国东南沿海侵扰，占据个台湾的基隆港口。

荷兰人也继葡、西之后来到东方，控制了海上霸权。十七世纪初，荷兰人攻打广州，占领澎湖，把澎湖作为侵略中国的基地。侵占澎湖时，野蛮抢掠，屠杀，激起人民反抗，先后两次被从澎湖驱逐；荷兰人见澎湖难以长期占据，就转而与西班牙人抢占台湾；明朝崇祯十五年，荷兰人打败西班牙人，独占了台湾。

在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的同时，西方传教士也来到中国传教，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是以澳门为据点进入中国的，先在广东福建，进而到内地，著名的有意大利人罗明坚、利玛窦，每到一地就建教堂。为了使中国人能够接受，教士穿华人儒者的服装，学说汉语，称教堂为寺庙；万历时，利玛窦等人买通宦官马堂，进京见到了万历帝，并献了当时中国所没有的自鸣钟、万国图，取得在京传教的特权。西方教士带进了一些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也有些教士为殖民主义者测绘地图，充当暗探。

练习题

《大明律》（—）《三朝要典》（—）（—）《徐霞客游记》《天工开物》（—）（—）《皇明经世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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