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州故地敦煌

摘要

元末明初，沙州地区处于元朝察合台系后裔的统辖之下。洪武、永乐之间，蒙古在沙州地区的统治可能发生过明显断裂，新崛起的困即来家族归附明朝，成为沙州卫。然沙州卫实际存在的时间只有40余年。沙州卫内外矛盾的发展撕裂了统治集团，促使其被迫迁居内地，沙州卫实际废置。沙州卫降人先后经过甘肃河西走廊南山、山东东昌、南直隶，其记载最终消失于两广地区，是明代各类内迁案例中，迁徙次数最多、迁徙路线最远的一个。这一多次迁徙行为与明朝日趋保守的对内迁民族态度和*策改易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也不可避免导致原沙州卫降人群体屡次离散，逐渐融入内地社会之中。在明代内迁民族研究中，涉及中国南方不多，但借助沙州卫降人内迁线索可以勾连穿索其他南方内迁民族信息，充实相关问题的研究。

关键词

明代；沙州卫；内迁路径；中国南方

元末明初，今甘、青、新交界处的西北内陆地区大体处于察合台后裔的统治之下。元朝退居漠北后，短期内仍保持着对塞北、东北、西北的直接控制力和云南、“西番”藏区的间接影响力。在“复兴”愿望的驱使下，漠北汗廷在西北地区持续施加*治影响。明朝为追求“一统华夷”的*治蓝图，频频使用*事、*治手段强化对北元的打击，缩小其影响力，逼迫附元的和持观望态度的西北各部族集团尽快归附明朝。在洪武朝的三十年里，明朝西北用兵的规模一般较小，但战事频率较高，*事和*治招抚轮番使用，最终“建重镇于甘肃，以北扼蒙古，南捍诸蕃，俾不得相合”，实现了对河西走廊的完全占领和对西北诸族的控制。随着朱元璋西北经略的渐次推进，西北内陆荒原的隔绝平静状态被改变，原有各支蒙古宗王的实力大为削弱，不少王嗣断绝，新整合的部族集团取而代之。年北元覆亡之后，他们被悉数纳入明朝的边疆羁縻*卫体制之下。这是沙州地区区域变迁的*治背景。

明代关西七卫

一、洪武朝沙州与明朝关系

洪武五年（）明*大举征伐漠北，冯胜西路*攻入元甘肃行省境内，傅友德所部更是远及瓜、沙等处击败元*。虽然明*很快弃守甘肃，转而在西北边疆采取守势，但是它毕竟开启了沙州与明朝关系的序幕。

（一）洪武朝沙州内属

洪武中期，明朝对哈密及邻近地区的用兵势必影响沙州。洪武十七年凉州卫指挥使宋晟率师征讨西番，曾兵至亦集乃路。或许感受到明人的持续压力，“故元国公抹陀等四人自沙州来归”。《华夷译语》附有《撒蛮荅失里等书》蒙古文献一篇，文中涉及了迁住于沙州的蒙古部落及其与明朝的关系。蒙古史学家司律思考证此文书的时间在年11月之前。他将文书中的“木荅”（Muda）与《实录》中的“抹陀”（Mo-to）视为一人，提出不应将抹陀等“来归”理解为此时才归附明朝，时间应更早一些，值得重视。《撒蛮荅失里等书》里提到了沙州首领们与明朝的通使往来，文献里的“指挥古出克”不见于《实录》，但是他的官衔“指挥”在蒙古文书中却是以汉文直接出现，揭示了其所受职位来自于明朝的封授。古出克与撒蛮荅失里等人不像同属一个集团。他即使不是沙州的土著，至少也是在撒蛮荅失里之前来到沙州。如果承认洪武十七年之前撒蛮荅失里等人接受了明朝的领导，那么也只能说明他们是在取得明朝的官职后才徙居沙州地区。在留居沙州后的几年中发展了与沙州传统*治力量的关系。于是我们看到洪武二十四年正月有“沙州王子阿鲁哥失里等遣国公抹台、阿巴赤、司徒苦儿兰等贡马及璞玉”的记载。司律思认为此沙州朝贡者“国公抹台”（Mo-tai，一本作林召）与“国公抹陀”为同一人。它由反面印证了十七年“自沙州来归”的蒙古部落应为撒蛮荅失里集团。使者中的阿巴赤（Abaci）是迁居沙州的十位蒙古首领之一，此时代表沙州王子出使明朝意味着迁居沙州的蒙古集团与土著蒙古集团间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整合。到此，我们可以大体以洪武十七年作为沙州早期内属的标志。

世界中的蒙古帝国

（二）沙州之战与沙州“达人”首次强制内迁

尽管沙州与明廷建立了某种臣属关系，但这一关系没有获得很大提升。明朝既没有在沙州设立卫所，也没有对沙州首领们普遍封授武职。更为严重的是，洪武二十九年明朝竟然发动了*事进攻，矛头直指沙州集团。

《天潢玉牒》载：“二十九年丙子，肃王奏，遣甘肃都指挥陈晖等征沙州、昔耳丁达寇，平之。”此事不见于其他史籍。检《实录》，谓洪武二十九年二月陕西行都指挥使陈晖等上奏：“鞑靼有宗他力者，挈其家属十余口、马二十匹来降。臣等讯之，言：失剌罕之地有伪王撒力失结、伪国公完者不花；失包赤之地有伪国公末台并其属三千余人。于是，命晖及同知马溥率甘州等卫兵五千人讨之，以宗他力为乡导。兵抵其地，击败撒力失结等，获男女一千四百七十余人，杀院使乞力秃儿等一百三十余人，招降七百余人，得马驼牛羊七千六百。事闻，诏来降鞑靼送京师，马驼牛羊赐战士。”笔者认为这两条史料反映的是同一事，只不过史源不同。前者出自藩王上奏；后者出自地方*事指挥官报告。征伐沙州一事对应在《实录》中长期存在误读，以为在青海东北部，结合《天潢玉牒》的记载则有了新解。以下先就相关地名略作考证，以证此事。

昔耳丁，亦写作昔儿丁，《明史·安定卫传》作“苦儿丁”。“昔耳丁”之具体地望，学术界认识一致。此地为今甘肃敦煌市以南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团结乡境内之大小苏干湖盆地一带。

明代前期地图及鞑靼瓦剌

失剌罕在史籍中出现的比较频繁。《（万历）临洮府志》称赵英于“寻以征失剌哈真地，擒伪祁王锁南功。”《武骧右卫选簿》载：“汪桶罕帖木儿，沙州卫达达人。宣德元年收充勇士。正统十三年（）失剌哈真等处擒获伪祁王锁南奔等，本年七月升小旗。”正统十三年，明*进攻罕东卫，抓捕锁南奔时，就到达此处。史称毛忠（毛哈剌）：“戊辰（正统十三年）三月奉敕征进罕东等处，至失剌哈真界。夜集虏营，生缚伪祁王锁南奔并部下二百余人，招降沙州等处土达七十余人，升右*都督府佥事。”《实录》中不见“失剌哈真”地名，而是称作“阿速兰山”，显然阿速兰山就在失剌哈真境内，大约是沙州东南方向的祁连山。上述地名均在沙州范围之内，“失剌哈真”实为“失剌罕”之异写。

失包赤，亦作失保赤。洪武八年正月明朝“置失保赤千户所，以答儿木为正千户，世袭其职，隶河州卫”。这里的“答儿木”有可能是迁居沙州的十首领之一。可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河州卫遥领了青海北部直至甘、青、新交界处的大片区域，在洪武初年明朝放弃河西走廊之后，实际上担负控御西北的重任。

陈晖进*沙州的情报来源是降人鞑靼宗他力提供的消息，即在失剌罕和失包赤盘踞了两股蒙古势力。《天潢玉牒》中所说的沙州和昔儿丁正好对应了两处地方。因此，失剌罕和失包赤肯定是位于沙州境内敦煌和色尔腾湖地区。因此，沙州集团当时控制了今敦煌、阿克塞的广大地区。此外，史料记载：当年五月，“甘州护卫将士廵边至供窝儿，获胡人乃哈歹等。询知逃寇祈者孙、乞奴往哈梅里，哈剌章往速剌讨来川，伪王撒户失加往朵工。事闻，诏陕西行都司及肃府护卫：祈者孙已远遁，宜勿追。哈剌章在讨来川，不可不捕。哈歹等二十人发戍沿海卫所”。笔者认为，逃亡朵工（朵甘）的撒户失加王就是在失剌罕被击败的撒力失结王，极有可能是元代察合台宗王豳王的后裔。陈晖此战基本消灭了沙州蒙古宗王集团。降人悉数遣送京师（南京），这是沙州第一次大规模的强制内迁行为。

《天潢玉牒》之《皇朝本记》

二、从沙州卫成立到整体首次内迁河西走廊

永乐初年，沙州与明朝关系迅速密切。沙州卫的设立始于永乐三年（）。整个永乐时代，沙州卫为藩屏明朝的西部边疆发挥了作用。随着永乐北征的结束，明朝对东蒙古的系列打击客观上帮助了西部瓦剌。瓦剌勃兴对明朝西北边境产生的压力也随之呈现。宣德以来，沙州卫内部开始出现分裂，外部不断遭遇来自于哈密、罕东、赤斤蒙古，尤其是瓦剌的袭扰，深陷难以自存的困境。此时有一些沙州卫部众选择归附明朝。

（一）正统十一年前的沙州卫

处于强邻环伺中的沙州卫很早就表现出对自己处境的担忧，宣德六年（）适逢境内饥荒，困即来请求明廷赈济并帮助修建沙州城，遭到拒绝。明朝仅提供石粮食，命困即来前往肃州领取了事。宣德九年，困即来再次提出为躲避罕东、西番的掳掠，要迁往“察罕旧城”居住，仍为明廷拒绝。所谓察罕城，汉译白城，一般认为地在今高台县东南。明初濮英曾经率*经略白城、赤斤诸处，后明*曾在此戍守。但是，这个位置并非困即来所指之“察罕旧城”。《大明一统志》云“白城子，在肃州卫城东北一百二十里。《元志》云：在黑水河之西。又瓜州北亦有白城子。”笔者认为当属后者，在今瓜州县北部。

困即来再度准备内迁恐怕仍然与连年灾荒有关，虽然明廷再次否决了其东迁要求，但是同意甘肃边将给予接济。沙州卫的迁离与罕东卫的扩张同步。正统四年，罕东卫都指挥率领部属即已进入沙州地方居住，沙州卫的都指挥阿赤不花率余家也逃往哈密。对此，明廷下旨要求退回原地，哈密遣返逃人，后又遣使哈密，试图带回在那里的沙州逃人。明廷干预的结果是正统五年都指挥桑哥失力等84家被遣还，但是仍留有指挥哈剌苦木等68家。显然，罕东卫此时业已取代了沙州卫而与哈密卫接境，并开始袭扰哈密，抢掠人口牲畜。

《大明一统志》

正统七年，困即来第三次请求在甘肃近边筑城。在明朝甘肃边*的帮助下，沙州卫顺利修葺了苦峪城，作为躲避瓦剌、罕东等袭扰的据点。这就意味着沙州卫主体开始离开原居住地，移入苦峪城。《明史》称：“自是不复还沙州，但遥领其众而已。”

东迁的沙州卫仍然担负着护送往来西域和明朝贡使的重任，甚至远及莾来川、哈剌忽鲁烘地面。可是随着瓦剌的步步紧逼，沙州等卫对明朝的离心倾向逐渐增强，各番卫间的矛盾也更加激烈。为摆脱困境，沙州卫内部的一些头目开始对外寻求新的发展，其中的*治抉择之一就是归附明朝。自洪熙元年到正统十二年沙州卫整体内迁之前，大约有8批次沙州大小头目归附（见表1）。

明朝*府对于这些早期沙州归附者的管理仍沿袭传统方式，分别将西北河西走廊和北京作为主要安插地域，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治意图。

表1洪熙元年至正统十一年间沙州卫内属情况简表

明仁宗朱高炽像，在位期间年号洪熙

（二）沙州卫内迁的原因

宣德年间，瓦剌脱欢拥立脱脱不花为主，击灭了阿鲁台。也先继立之后，瓦剌的势力进一步扩大，向东控制了兀良哈、女真，向西压服了关西诸卫，造成了元亡以来漠北*治力量第一次大规模整合的局面。这种急剧变化的形势对于明朝西北羁縻诸卫的*治倾向产生了直接影响。

明廷也立即注意到了沙州卫*治上可能出现的不稳定性。正统九年，明人了解到瓦剌也先向沙州都督授职，下旨告诫，随之加紧了对沙州各卫的笼络和情报搜集工作。年底，明朝一方面将沙州主要首领桑加失里、乃儿不花、只孙、彻米彻、滕吉思等人加升一级官职，另一方面直接针对沙州卫进行劝说。明朝声称瓦剌并不可信，要求沙州拒绝瓦剌拉拢，甚至许诺了*事支持。

《明史》

面对明朝和瓦剌的步步紧逼，沙州卫内部分歧很快表面化。正统十年，明廷传来了沙州卫指挥使乃儿不花等邀结瓦剌也先，可能引兵劫掠沙州的消息。沙州卫首领喃哥也开始倾向瓦剌。在明与瓦剌对沙州的争夺中，瓦剌无疑凭藉天时、地利、人和抢占了先机。正统十一年七月甘肃总兵官任礼上奏朝廷，声称沙州卫都督佥事喃哥等“阴有叛附瓦剌之意，恐构成边患”。于是，明朝下决心以强制方式解决问题，“上敕礼等相机收捕，回甘州居住，善加抚恤，毋致失所。果有怀异心者，起送来朝，密奏处置，毋令蛊惑众心”。

沙州卫在明与瓦剌的抗衡斗争中处于非常尴尬的艰难境地，不得不以首鼠两端的形式维持*治平衡。但这种平衡不可能长时间维系，在瓦剌通过联姻、明朝通过敕谕的和平方式都不能确保沙州卫对自己完全臣服后，双方均不约而同地诉诸武力。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沙州卫在困即来死后，内部的矛盾斗争激化和公开化了。这个矛盾除了体现为附明（如桑哥失力）或投靠瓦剌（如乃儿不花）的*治选择外，还表现为沙州统治家族内部的权力争夺。沙州都督困即来死后，明英宗下旨：“朕以尔喃哥系嫡长子，命袭父职为都督佥事，掌卫印信；尔克罗俄领占系第三子，特除都指挥使，协同管事。”在事实上形成了沙州卫的二元领导体制。任礼曾言：“沙州卫都督喃哥兄弟乖争，部众离贰。”当与这一体制的不稳定性所造成的结果有关。

赵朴初题字“沙州”位于今敦煌

（三）沙州卫的第一次内迁

明代前期，朝廷往往将“归附者”们先安排在缘边地区（主要是北部边境），等到确认他们在明朝境内的生存状态趋于稳定之后，常常会将其再度迁入腹里地区。明正统朝对待沙州卫内迁问题也延续了这一方式。

正统十一年适逢沙州卫发生饥荒，明朝在给予救济的同时，甘肃总兵官任礼提议“欲乘其饥窘，迁之塞内”，加之喃哥来称欲入居肃州小钵和寺。肃州以西有不止一个叫做“钵和寺”的地名。概言之，大钵和寺应在今嘉峪关市大草滩水库以西到玉门市交界处一带。小钵和寺约在嘉峪关以北长城以外。任礼遂派遣都指挥毛哈剌（毛忠）、赵哈剌不花随同喃哥先行招抚，大*继至。众人至沙州卫后，喃哥动摇，部众意欲投奔瓦剌。但在任礼大*的胁迫下，全卫迁入甘州，共计户，余人。明廷的意见是：“所议欲以甘州南山一带给之耕牧，俟其志向安定，收为土官土民，随*操调，皆姑从尔议。但安抚远人，须在经久。今其来附，恐非得已，且向背不齐，实情叵测，不可不防。议者谓果无异图，置之边州无不可者。如或不然，必须徙之内地，庶无后虑。此二策何者为便，其审计以闻。”《明史》于此后补充说“然自是安居内地，迄无后患。”研究者往往据此认为沙州卫被明朝留居于张掖南山，后来成为裕固族的先民之一。

然则揆诸当时形势，将上千强制内迁的所谓“达人”就地居住河西走廊，要冒相当大的风险。尤其是瓦剌曾经屡次与沙州等卫筹划缔结姻亲，不得不使明朝对沙州卫上层高度警惕。正统八年，也先遣使欵哥伯准备娶困即来之女为弟媳，赤斤卫且旺失加之女为儿媳。明廷表面上没有明确反对。瓦剌则进一步封沙州、罕东、赤斤蒙古三卫首领为平章，恢复了元代甘肃行省的名号，被明廷视为“意在邀结夷心”。此举引发明朝强烈不满。事实上，自正统九年以后，沙州卫就处于两属状态。困即来死后，也先再次派遣欵哥伯出使沙州卫结亲，并要求喃哥亲自前往瓦剌送女。这一次明朝公开反对，命令喃哥不得离开驻地。上述瓦剌与沙州卫的互动，以及喃哥在明朝和瓦剌之间曾犹豫不决的事实，始终使明朝对其*治不确定性怀有疑虑。因此，明朝最终基于边境安全的考虑，采纳了甘肃边将的意见，选择将其悉数迁居腹里内地。此后，沙州卫作为羁縻*卫已经废置。

明英宗朱祁镇像，在位的第一阶段年号正统

正统十二年三月，迁入河西走廊不及半年的沙州降人再度迁往山东境内。山东东昌地区具备何种条件，使其成为明朝抚置内附沙州部众的目的地，应当分析。

（一）迁居山东原因

首先，从明朝处置“降人”的传统看，山东地区自明初以来就是次重点区域之一。史料显示，东昌地区早在洪武二年已经迁入了“北口子”降人。归附人较大规模的迁入应在洪武二十年以后，史称：“赐东昌等府新附鞑靼官*钞：指挥十锭、千户八锭、*士五锭。”“新附鞑靼官*”的说法无疑与前一年大批内迁的纳哈出金山降众有关。《文登县志》载，清初收回成山卫*屯地时，里面也包括了“达官达*”的土地，表明直到明末，山东沿海*卫中还有达官*。简言之，自明朝初年开始，山东就已经成为安插漠北降众的备选地区。

其次，明朝前期的东昌地区地广人稀，一直是移民的迁入区。移民的来源有二：一是山西“狭乡”的农人；二是山东半岛的无地农人与流民。复经靖难内战、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东昌人口再度流失，这样在永乐朝又出现了新一轮迁民潮。永乐九年、十年两次将“青、登、莱”等沿海三府民再迁东昌等地。明朝早期东昌地区人口稀少，土地空旷，遂成为内地重要的人口迁入目的地。

第三，新增*卫，兵员不足，需要调入有战斗力的人员补伍。宣德五年，武昌左护卫调入东昌，改为东昌卫。据《山东通志》，平山卫卫治在东昌府城东，有五千户所，嘉靖中正*并*余约人。东昌卫在府治南，亦设五千户所，嘉靖中见在正**余约人。此外尚有“濮州备御中左千户所，在州治西，属东昌卫。正统六年建”，嘉靖中见在*约人.考虑到两卫，尤其是东昌卫*伍失额严重的情况，可以认为在改卫之初，东昌卫就不是满额的*卫。那么，从*卫补伍的角度讲，迁徙沙州民众来东昌从*屯田也是必然之举。

《文登县志》内页

（二）沙州卫降人迁居山东

明朝指派沈翼负责沙州卫内迁山东事宜，史载：“（正统）十二年沙州达官南哥内附，敕翼徙置东昌、平山，升郎中。”此次内迁还有一些遗留问题尚待解决，主要是少量原沙州卫余众未能跟随整体内迁。困即来在世时，沙州不断遭遇哈密掳掠，部分民众散处哈密。喃哥归附后，这些人的家属全部入塞。因此，他们趁跟随哈密入贡的机会留居内地，如沙州卫遗众矮尔丁、把剌亦等人就是这种情况。他们主动内附后，明廷“还其妻子，分隶东昌、平山二卫”。再如正统十四年，嘉峪关所获“亦巴户免列二户系投降达官都督喃哥部下人，合随喃哥于东昌、平山二卫安插拨田，支给月粮优养”。

当然明朝最关心还是喃哥之弟锁南奔的下落。明朝强制沙州卫内迁后，并没有见到锁南奔的名字。据任礼报告，他已成为瓦剌的祁王，逃往罕东。《毛忠传》的说法是：“时闻沙州都督喃哥偕弟却领占潜通瓦刺，将谋内寇。其弟锁南奔已密受为（伪）封祁王，逸去。”正统十一年九月喃哥内附之际，向明朝报告称其弟锁南奔早年曾聘罕东卫指挥撒巴之女为妻，此时正在罕东成婚。甘肃总兵官任礼也称：“臣访得锁南奔曾受瓦剌伪封祁王，恐有他变。”为此，明英宗专门派人前往罕东卫招抚锁南奔。可是，明朝在罕东的招抚遇到了麻烦，罕东卫都指挥阿黑巴拒绝遣返。正统十三年任礼加兵罕东，终于擒获锁南奔，兵部要求将其处死。明廷认为：“朝廷先因沙州系近边卫分，每被瓦剌逼胁欺害，已准都督喃哥等奏移其全卫头目人民于境内安居优恤。锁南奔不感朝廷大恩，潜窜瓦剌，私受伪职；又拒官*，不听招抚。论其叛逆之罪，固当处死。但念其父兄忠顺年久，特屈法伸恩，免其死罪。待其到时，兵部与通事明白谕以恩意法度，连其家属，送东昌卫与其母兄完住。”此时，原沙州卫的全体部众都被安插在东昌。另据史料中反映的内迁沙州卫户数和人数（余户、人）看，迁出河西走廊进行的比较彻底。

《山东通志》

四、故沙州卫的第三次迁徙——南直隶

山东东昌、平山诸卫，青平、博平二县并非沙州卫民众在内地的最后落脚地。正统十二年八月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史濡认为：“平山、东昌二卫安置达官都督喃哥等部属，恐后生养蕃庶，泛滥为非，难以制服，宜分遣往各都司卫所安置。”但他的提议未获允准。

（一）三度迁徙之原因

“土木之变”发生后，北直隶及其邻近地区居住的所谓“家达子”乘势而动，杀人劫财，扰乱社会治安。于是又有人提出南迁沙州达官*的意见，如户科给事中王竑言：“原取沙州达官于东昌府卫安插者，其人素习凶犷，平居无事，常为盗贼。今虏寇犯边，尤宜堤备。乞设法俵散各人于江南远方，庶不乘机为患。”“土木之变”的严重败局给明朝上下造成了深刻的心理恐慌，民族猜忌的不信任情绪和防范意识迅速抬头。王竑之言得到朝廷的认同。

景泰间，提督辽东*务副都御史寇深就提议将开原等处的余户归附人移入内地，并成为定制。兵部担心出现意外，要求再行斟酌。这说明明廷开始认真考虑将归附者起赴遥远南方的可行性。尽管此前有许多归附人被安插在南京锦衣卫，但多是考虑到归附者的主观意愿，而没有明显的防范意图。景泰朝之后，除了个别情况的反复以外，来降人迁居南方已成为基本趋势并最终成为定制。

王竑（谥庄毅）像及其书法

尽管代宗同意南迁沙州降人，但在整个景泰朝并没有公开实施。原因在于明朝用另外一种调兵南方征战的替代方式造成沙州达官*主力脱离山东的事实。调兵镇压南方少数民族“叛乱”，表面上看是作为明朝*队组成部分的达官*的职责，也是达官*“报效朝廷”的主要途径，实则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掩盖事实上的南迁，以及“以夷制夷”的*治企图，且又不容易引发原沙州降众的不满。

明朝自从永乐迁都北京之后，南直隶人口较少的状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获得真正改观。至少在正统初年，南直隶人口较之明初仍未有明显起色，这就为*卫南迁提供了客观条件.

再度迁移沙州部众的直接原因是山东西部地区自永乐朝以降，灾害频仍。在年至年的44年间，山东东昌地区发生各类自然灾害不下20次；而自沙州降人内迁后的13年中，各类灾害超过11次，发生频率更高。特别是景泰末天顺初年的水灾，出现大规模的流动饥民，需要*府赈济，税粮蠲免也达到创纪录的数额。山东东昌等地的社会动荡形势加剧，当时的山东当地官员说“山东都司所管卫分多有安插夷人，又兼旁海，居民好乱”，请求朝廷派遣得力官员前来任职。

明代宗朱祁钰，在位期间年号景泰

天顺二年（）三月，英宗在给镇守临清平江侯陈豫的敕谕中说：“朕念山东连岁荒歉，人民流离，困敝已亟，诚为可虑。其东昌、青、莱等府又多安插夷人，第恐因而相聚为非，未然之患，不可不防。敕至，尔宜不妨镇守往来巡历，整饬兵备，振扬威武，潜消意外之患。如遇盗贼生发，即为捕灭，毋令滋蔓。”沙州卫降众居住山东已超过10年，明英宗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