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贸易作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明蒙之间的一种经济交流方式，对于明朝前期明蒙关系的演变起了很大的作用。但随着明蒙经济交流的发展，它的局限性和弊端日益突出，最终导致了贸易关系的破裂并且兵戎相见。

积极作用

1、丰富了蒙古族人众的经济生活，促进了蒙古畜牧业的发展，满足了部分蒙古人众的衣食住行所需。同时，也在维护双方和平往来方面发挥了难以低估的作用。

在“蒙古称臣”的前提下，蒙古以“进贡”的方式与明朝实现了物资交换。双方以经济交流为基础，实现了*治上的使臣往来，信息沟通，增进文化方面的了解和认识。每年大批蒙古使臣来往于明朝的京城，以进贡的名义销售大量的马匹，换取布匹等纺织品，又从沿途及会同馆贸易中购买锅爸等日常生活用品。这其中受益的大多是蒙古上层，他们可以从明朝得到相当多的赏赐，但中下层也可以随从主人，携带畜产品进行部分交换。所以，明蒙朝贡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蒙古经济的发展、使蒙古民众得到实惠的同时，必然也会带来和平与友好。

从归顺明朝的瓦刺部属的报告中就可以了解到这一点。也先计划南侵明朝，与脱脱不花王商议一同出兵。脱脱不花王制止他说：“吾挤服用多资大明，彼何负于汝，而忍为此。天道不可逆，逆之必受其狭”。脱脱不花不愿出兵明朝也许有他的*治意图，但他的言论也道出了蒙古与明朝经济交往的实情。他的思想倾向也代表了部分蒙古民众的意愿，广大民众是不愿与明朝发生战争的。因为在双方和平贸易的情况下，他们的许多生活物资都来源于明朝，生活也确实从与明朝的贸易中得到了改善。

土木之变发生后，蒙古阿刺知院遣其参*完者脱欢等前来贡马请和，使臣说蒙古希望明朝廷派人到阿剌、也先及脱脱不花处讲和退*，“若不讲和，我三家尽起人马，来围大都，彼时勿悔。”又言：“此非特阿剌意，凡我下人皆欲讲和。如朝廷不信，留我一人为质。”景泰元年奉命出使蒙古的李实回奏明景泰帝：“臣入番境，彼处虔人举皆喜悦，夹道枢歌。沿途乳酪劝臣等饮之，咸愿和好。”蒙古大众也希望与明朝停止战争，进行正常的经济往来。蒙古人众如此，蒙古上层也是如此。《泰录》记载，“盖瓦剌国*皆也先专之，其兵最多，普花虽为可汗，并稍少，知院阿刺并又少。君臣鼎足而立，外亲内忌。其合并南侵，利多归也先，而弊则均受。及遇和，则也先耻屈意而阴使普花、阿剌来言。阿剌所遣脱欢既与实等行，普花所遣黑麻等复要善等出，惟虑和之不早成也”土木之变发生后，蒙古俘虏明朝皇帝，明蒙关系出现危机，蒙古人众担忧朝贡受到影响，包括也先在内，希望送还明英宗，尽快与明朝实现通贡互市关系，让脱脱不花和阿剌知院派使臣讲和。蒙古使臣督促明朝派出使臣的行为，表达了蒙古人众希望与明朝讲和，迫切希望实现和平的愿望。《北使录》的作者李实奉命出使蒙古，他曾与也先谈判交涉，也先曾对他说：“我每言语也要不实，如今都是的实。有天在上，急要与你国中和了回去，早差人来接得太上皇回，也得个好名儿。”双方的经济交往使明蒙前期保持友好和平达数十年之久。

2、促进了蒙古内部的统一和强盛。蒙古从权臣阿鲁台和脱欢时期开始就分别和明朝进行经济往来，到脱欢时期，更是达到了无岁不贡的局面。蒙古从进贡中得到巨大的利益，促进了蒙古经济的发展繁荣，促进了蒙古内部的统一。

也先时期，借助与明朝经济来往，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东控三卫、女真，西‘侵哈密，联结沙洲、罕东、赤斤蒙古等卫。正统、景泰年间，蒙古贸易额不断忙大，所带马骑一次达上万匹，有时甚至一次达到四万余匹，各种皮货多达十几万张。这表明了蒙古畜牧业和狩猎业的繁荣发展，剩余产品增加，有了更大的对周边经济交往的实力。蒙古内部和平稳定的*局，加之拥有明朝这一稳定庞大的销售市场，每年能够获得丰厚的物质利益，也更加剌激了蒙古畜牧业及狩猎业的发展，促进了蒙古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正统年间，明朝已经是同全蒙古进行经济往来。蒙古庞大的朝贡使团中往往夹杂着回回等组成的特殊商队，这也让人联想到蒙古或许还在从事其所控制的民族部落与明朝的间接贸易活动。

局限性及衰亡

朝贡贸易最大的局限性在于经济问题的*治制度化。朝贡贸易各种问题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贸易经济内容与其处理的*治方式间的矛盾。贸易是一种经济行为，应该建立在平等、互利、等价交换原则的基础之上，然而明朝却将其视为羁縻、控制蒙古的手段，将朝贡与贸易混作一体，又对贡物和贸易物资不加区分，一体按贡物处理；蒙古为了达到出售自己畜产品的目的，接受朝贡的条件，并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条件，增加产品的出口。蒙古是希望等价地换到自己所需要的物资，当然优惠更好，但所需更重要。明朝却是按照自己的意志，作为恩惠，用价值大体相当的物资酬答蒙古。其结果必然是漏洞百出，捉襟见肘。蒙古为了扩大贸易，一而再，再而三地增加“朝贡”次数，增加使团人数，明朝则以施与者自居，不时地提出一些限制条件。一方是限制，一方是反限制，使双方矛盾不断加深，“土木之变”就是这种矛盾积累的结果。事实显示，朝贡与贸易一体进行的这种贸易方式已走进了死胡同。

1、蒙古朝贡使团人与畜高额的供给费用成为明朝沉重的负担。沿途费用高昂;边境招待费用入不敷出;京城负担沉重，供给日艰。关于限制蒙古朝贡使团人数方面，明朝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如正统七年，明朝下令瓦剌贡使不得超过人，如果来者太多，瓦剌使臣只能根据规定的人数入关，其余人员留在猫儿庄（今山西省阳髙县北猫儿庄堡，等待入京使臣回来时一同出境。但这些措施没有能够得到实施，而且即使实施也并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统七年九月，瓦剌遣使仍然很多，明朝敕瓦剌使臣：“今闻尔处前来之人仍复过多，朕念天寒远来，若处之边地，必致失所。特令总兵等官俱纵尔等来朝，俟来春同归”，明朝破坏了自己的规定，让瓦剌使臣全部入京。此后到土木之变前，再没有限制瓦剌使臣赴京的记载，瓦剌使臣更加无所限制，往往是“瓦剌使臣二千余人至大同方旬日，又百余人称也先之使叩关入贡”。

2、蒙古使臣虚报朝贡人数，贡物以次充好，伤害了明蒙朝贡贸易的正常发展。为多得赏赐，虚报使臣人数；随着朝贡贸易的进行，蒙古了解到明朝迁就的态度，为了获得更多的赏赐，开始以瘦小马匹作为贡品，以次充好；庞大的朝贡贸易使团入京，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沿途及在京人众正常的生活，甚至威胁到其人身安全，给明朝增添了诸多不便；明朝还须保证朝贡使臣财物安全；不认真执行经济贸易中等价交换的原则，双方心理上都不满意；有限的朝贡贸易不能满足蒙古各个阶层的需要；违禁品走私严重，明朝利益受害。在朝贡贸易和沿途贸易。会馆贸易，边境马市的开放灯一系列与蒙古经济交流中，明朝特别注意对违禁物品买卖的限制。违禁物品主要包括*器（弓矢、刀箭、盗甲、铜铳、钢铁箭头、腰刀、把铳）、铁器。但事实上，违禁物品的贸易，屡禁不止。蒙古使臣所经过的地方，所能接触到的各阶层都参与了违禁品的走私活动，尽管明朝制定了严厉的法律制度，但在厚利面前，违禁品走私屡禁不止。这也是明朝对朝贡贸易逐渐消极的一个原因。